[书籍浏览]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三井帝国在行动
21楼 电梯直达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5)
2003年5月底，日本NTTDoCoMo开始试运营3G网“FOMA”，10月又在日本全国正式运营。当时，包括NEC、松下、夏普、三菱富士通和摩托罗拉(日本)在内的日本六家手机制造巨头为其提供了3G手机，其中，松下手机占67％的份额。此后，松下与3G运营商NTTDoCoMo保持着长期深度的合作，无论终端、设备、还是解决方案，松下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松下手机在日本市场占据第二的宝座，仅次于NEC。
3G时代到来，手机将进入应用为王的时代，流媒体、移动影音、游戏等将成为主流，这种手机的娱乐化发展趋势与松下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2005年末，松下公司做出了一个足以震撼业界的重大调整，松下逐步转向3G手机生产，现有2.5GGSM手机的销售与售后服务将继续进行。这一新的战略部署给外界最强烈的暗示就是：松下将重新整合资源，集中精力发展3G手机业务。同时，松下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之高也显而易见。
全球3G产业先锋――NEC
犹如人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产业要正常发展必须两条腿都要健全。软件强大而硬件跟不上，就会造成跛脚的现象。松下侧重在终端应用（软件），而NEC偏重于各种电信核心设备（硬件）。松下的全称是“松下电器”，而NEC又名“日本电气”，从“电器”和“电气”两字的区别就会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如今，住友财团的松下和NEC两大企业，正如两条强有力的腿，支持着日本电信产业跑步前进。其中，NEC这条腿更加有力，相当于跳远和跳高的“起跳腿”。
NEC公司作为WCDMA（3G标准之一）基础网和手机的主流厂商，已经在全世界部署了数以万计的WCDMA基站。NEC的WCDMA手机在日本、欧洲销售量均为第一。早在1990年，NEC就开始进行对WCDMA技术的研发工作。在1996年，NEC首先提出了WCDMA系统作为3G的国际标准，并从此开始推动WCDMA作为3G标准的旅程。因为在3G标准上的杰出贡献，NEC担任了“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无线接入网（RAN）工作组的主席。
NEC向日本移动运营商NTTDoCoMo提供了全球第一个WCDMA商用网，2001年10月正式运行。同年12月，也是NEC协助运营商ManxTelecom建设了欧洲第一个WCDMA商用网。在英国，NEC为英国最大的3G移动电话网络提供商“和记黄埔英国3G子公司”的3G网络提供了在主要大城市连续网络覆盖，其他地区采取与2G网络本地漫游的策略。到2003年底，和记黄埔在英国的3G网络就已达到70%的人口覆盖，2004年底更达到了95%。
同时，NEC还为多家运营商提供了移动互联网增值业务平台、移动终端和专业移动通信服务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在日本，NEC向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DoCoMo提供了核心网、WCDMA无线接入网等，先后向NTTDoCoMo提供了定位服务平台、彩铃系统、视频解决方案、计费系统等。此外，NEC向日本的沃达丰KK提供了包括核心网、RNC及Node-B的3G网络设备以及3G终端，是沃达丰（Vodafone）的主要供货商。
值得一提的是，NEC在香港建3G网络的时候，正好赶上2003年的那场“非典”（SARS），但NEC仍以每周一百多个基站的建网速度在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完成了800多台基站的安装。最终，NEC做了大量的网络优化工作，进行了数十万公里的路测，完成3万个参数的调整，顺利地保证了和记黄埔在2004年1月27日正式开通商用。目前，NEC是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独家设备供应商，而NEC通讯(香港)有限公司还是和记黄埔在香港和澳门所有移动通信网络的外包服务商。
当大多数厂商还在开发WCDMA制式的3G产品的时候，日本的手机用户已经能够通过NEC所提供的WCDMA网络享受3G服务了；当一些厂商宣布可以开始HSDPA（一种无线高速数据传输技术）系统的试验，NEC却已经在2005年开通这项服务；当更多的厂商制定3G终端策略的时候，NEC已经占有了全球58%的3G终端市场，而且占领高端市场绝对优势。在网络设备、业务平台和终端市场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的NEC，自然成为3G先锋。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6)
展示“NGN时代”的综合力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融合大潮面前，具备IT、电信两大实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胜出。日本IT界巨无霸NEC就是一家具有这样战略眼光的企业。自2006年4月NEC新总裁矢野薰上任以来，为了迎接“NGN时代”的到来，NEC大规模调整了内部组织结构，朝着具备下一代网络融合应用服务整体方案的实力企业的方向迈进。作为在IT和通信领域的领军企业，NEC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了NGN的理念。
在ITU2006世界电信展上，NEC矢野薰总裁表示：“NEC在IT和电信两大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我认为在下一代电信网络（NGN）的浪潮中，NEC已经站在绝佳的制胜点上。这是因为NEC已是传统电信交换机的重量级企业，更是因为NEC在半导体、移动电话、服务器和IT解决平台等各领域所具有强大实力，保证了我们得以推出客户所需要的整合性产品。NGN商机将为NEC注入更具规模的营收与获利改善功能。为了NGN，NEC已经准备多年。”
NEC的“NGN战略”在日本已初显成效。在日本国内，NEC在构建丰富的服务平台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支持NTTDoCoMo“i-mode业务”的网关系统（CiRCUS）。此外，NEC构建了NTTDoCoMo的“无线一键通”、手机钱包等信用网关系统，还构建了NTTCommunications的数字电视转播网的操作系统等业务的巨大网络。NEC基于IP架构的下一代网络移植已经得到了英国电信集团以及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支持，目前这两家公司正在把其传统的电话网络升级至更快、更高效的光纤网络。
作为全球NGN技术和标准的推动者，在IT和网络两方面，NEC都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从传输设备到服务平台、服务应用软件、企业信息网络系统及各种终端产品等，NEC是目前能综合提供这些服务的屈指可数的企业。下一代电信网络（NGN）不但为通信运营商网络基础的“传输设备”和“服务平台”带来巨大变化，而且为企业信息网络系统、电子政务及个人生活方式带来了深远影响。在NGN时代，NEC的“综合力”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IT和网络的真正融合并非是简单的产业合并，而更需要商业和金融的支撑。2006年3月28日，住友财团的NEC公司宣布了一系列最新的重组措施，成立名为“NECBiglobe公司”的互联网服务运营公司，7月1日通过向住友商事、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及其它三家投资商以第三方股权分配形式筹集127亿日元（约合1.09亿美元）资金。在股票发行后，住友商事（综合商社）在新公司中掌握7%的股权，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与大和证券集团分别持有NECBiglobe公司5%的股权，从而形成产业、商业和金融之间的纽带关系。
第四节整合资源再发力
手机业务的新框架
2004年10月，住友财团旗下两家公司——NEC和松下结成3G联盟，使得松下成为日本市场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紧接着，2005年3月，为了加速产品的开发工作并降低产品成本，三井财团的东芝与住友财团的松下又结成战略同盟，双方联合开发3G手机技术。东芝、松下、NEC三方合作不仅局限于3G手机技术，还在全球推广3G业务、开发手机芯片产品等方面协作。由此，NEC公司在3G领域的“综合力”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时，NEC已经与松下移动通信公司在手机软件开发领域结盟，双方准备举行谈判扩展联盟，分享手机零部件。在截止到2005年9月的半年时间里，NEC和松下在日本的手机发货量都是335万部，仅次于夏普的362万部，东芝以297万部排名第四。NEC主要向日本排名第一的移动运营商NTTDoCoMo供货，东芝则向排名第二的KDDI供货。结盟后，东芝能够向日本最大的移动运营商NTTDoCoMo和外国运营商供货，NEC则能够降低开发成本。
2006年4月，NEC开始与松下、东芝进行3G手机开发谈判，希望能在这一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分摊巨大的开发成本。NEC发起了这次的结盟谈判，该公司在5月制定出全面的手机业务复兴计划，希望三家公司的手机业务合并，同时让三家公司分别保留自己手机的品牌。合并后的公司拥有日本手机市场45%的份额。NEC正在3G手机领域试验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
正是因为Linux的安全特性，使得它在市场中保持了一定的占有率，且市场占有率有扩大的趋势。据IDC的预测，预计到2008年，Linux服务器的市场年销售增长率将达到30%，届时Linux服务器的市场份额有望达到10.5%。Linux已经在全球、在各个环节上都对Windows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目前一些国家正在将其电子政务系统向Linux平台迁移，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政府部门开始采用Linux操作系统。在中国，中国政府一直给予Linux极大的支持。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7)
仅仅三个月之后，2006年7月27日，同为住友财团的NEC和松下最终联合对外宣布，双方达成协议，各出资50%，成立合资手机研发公司。新公司通过推进手机中间软件、应用软件、硬件的共通化，避免重复的开发投资，提高开发投资效率，强化开发力度和成本利用率。由于各公司的商品企划、商品开发、零部件采购、销售、制造等环节都是分别进行的，因此继续各自使用“NEC”和“Panasonic”的品牌。
作为日系手机的NEC和松下这两家顶级厂商宣布成立手机研发公司的当天（2006年7月27日），还宣布与德州仪器(TI)一起成立一个手机芯片公司“Adcore-Tech公司”，主要集中在开发一个针对3G、3.5G、3.9G甚至更高级别的通信平台。NEC方面和松下电器方面分别出资大约44%，德州仪器出资大约12%，总出资额为120亿日元。三方通过共同分担研发任务，以期借此来成为全球性的无线设备供应商。
不久，NEC和松下这两家住友财团的企业开始寻求一个手机业务的新框架，包括用于3G及以上级别的基频芯片的开发，和一个由创立于2006年6月的开放移动Linux联盟所支持的通用手机开发环境。它们将会把技术授权给“Adcore-Tech公司”来开发通信芯片，开发出来的技术也会被授权到各自的半导体子公司，并由松下半导体公司、NEC电子公司和德州仪器(TI)将这些芯片出售给手机制造商，目标是到2008年在宽频CDMA通信芯片的全球市场中达到20％的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开始发挥“全球产业组织者”的作用，出现在NEC的跨国合资企业中。2007年5月30日，由NEC、三井物产、NTTDoCoMo、三星、英特尔等投资的移动WiMAX半导体厂商美国BeceemComunications宣布，将在下半年之前供应新一代芯片组，无线通信模块的封装面积可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大小与邮票相仿，以期能够嵌入手机等小型终端使用。BeceemComunications是2003年10月创立的一家无工厂半导体厂商，主要进行移动WiMAX（无线宽带技术）与WiBro（无线宽带接入）基站与终端的芯片开发。
实现与软件开发商的融合
随着创新力与业内竞争不断地驱动行业发展，要符合各运营商不断增加的规范要求，生产厂商在软件开发、测试及发售多功能手机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要满足软件在其它手机型号中的重复利用，并以划算的成本替换部分组件以进行型号区分等所有需求，对厂商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为了战胜这些挑战，NEC需要软件开发商为厂商创建并提供全功能的参考实施方案（英文简称：RI），以帮助其满足各运营商的需求。
NEC公司长期在通信和计算机领域积累的综合实力与松下公司在家电、AV（音频和视频）领域的综合实力充分地融合，使得两个公司的移动电话事业发挥相辅相成的效果。在2001年8月，NEC公司和松下电器、松下移动通信公司就开始了移动电话开发的合作。2004年11月，NTTDoCoMo、NEC和松下移动通信共同开发了以LinuxTM操作系统作为基础的中间软件平台（MOAPLinux），成功实现FOMA终端的使用。因此，同属住友财团的NEC公司和松下公司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2006年11月7日,NEC公司及松下移动通信公司与Aplix公司就MOAPLinux达成许可协议，为基于Linux的手机提供集成解决方案。该协议允许Aplix设计并开发基于由NEC、松下移动通信和NTTDoCoMo联合开发的MOAPLinux平台的手机软件解决方案，并可将该技术再次授权给其他手机制造商。日本最大移动运营商NTTDoCoMo一直以来都在与NEC和松下移动通信合作开发手机的MOAPLinux平台，并且期待Aplix公司的中间件架构在MOAPLinux上的集成，从而进一步增强手机功能。
Aplix公司是在移动电话中嵌入Java技术的全球领先厂商，成立于1986年，2003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2004年8月24日，Aplix与总部位于台湾的曜硕科技公司合并。对基于Linux的手机来说，Aplix公司基于MOAPLinux的RI能为用户提供丰富功能。RI是一个包含Aplix特有的中间件架构，由NEC、松下移动通信和NTTDoCoMo联合开发的MOAPLinux平台，及其它各种中间件/软件的集成解决方案。
为了顺利切入中国市场，2007年1月，日本NTTDoCoMo电信公司与中国著名软件商用友软件共同投资成立了“Fidatone移动技术和服务有限公司”。用友占股66.67%，NTTDoCoMo占股33.33%。用友这次选择与NTTDoCoMo合作也是看中其移动通信技术在商务方面的应用，尤其是其i-mode服务——世界上流行的移动电子邮件和移动互联网服务，在全球拥有超过4700万用户。通过与用友软件组建合资公司，NTTDoCoMo得以加强以NEC为代表的日本财团企业在中国移动商务业务领域的竞争能力。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8)
资本整合，扩张在即
2007年8月31日，《日本经济新闻》登出消息，三井物产子公司Telepark将收购三洋子公司“Telecom三洋”（大阪市）的全部股票，从而接管三洋电机的手机销售业务。三井物产的Telepark公司的销量为363万部，在收购Telecom三洋后，销量超过三菱商事与住友商事对半出资的MSCommunications的370万部，排名日本手机市场销售量第1位。此后不到一个月，三洋电机公司宣布，该公司就出售手机制造业务与京瓷公司基本达成协议，彻底撤出手机业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京瓷公司于2008年1月中旬以3.75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三井-住友财团旗下三洋电机公司的手机制造业务。由此，三井物产和京瓷在分别接管了三洋手机的销售和制造的同时，双方也形成紧密的协作关系。此时，京瓷早已在北美，通过收购高通公司的手机制造部门，成立了京瓷无线公司；在韩国，京瓷与韩国SK电信合资成立了生产CDMA手机的SKTT公司；在日本，京瓷是开展CDMA2000（1X）服务的日本第二大电信运营商KDDI的第一大股东。
在中国市场，已晋升为全球第六大手机厂商的京瓷早在2001年9月与多年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和军工产品生产的“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科技）就CDMA手机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注册资金为1489万美元，其中京瓷占70%，中国振华占30%。当2008年1月中旬收购了三洋手机制造业务，从而将三洋在中国天津的CDMA手机生产据点“天津三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纳入旗下后，京瓷1月29日突然宣布将在3月底解除与振华科技的合作，将其持有的京瓷振华7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振华科技和溢华公司，全力转攻北美市场。
再看那个收购“Telecom三洋”的Telepark公司实际上是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的移动事业部所属的企业。该公司充分利用与NTTDoCoMo、KDDI、Vodafone（沃达丰）等各种通讯运营商的密切关系，在移动电话销售店、量贩店、旗下代理店等销售渠道上积极开展着销售活动。在日本国内移动电话市场不断趋向成熟化的环境下，Telepark公司通过有效利用三井物产的资金能力、组织能力和情报能力，为囊括移动电话领域和固定电话领域，以实现综合通信事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懈努力。
2006年8月14日，三井物产向全球领先的无线经销与供应链解决方案公司BrightstarCorp.投资了5000万美元，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因而在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此时，三井物产的信息、电子和通信业务部门致力于快速增长的移动手机业务，将其作为该部门关键的业务领域。同时，该部门通过国内和海外的子公司及合作伙伴，在销售系统解决方案、提供移动内容服务和分销移动手机的业务中表现活跃。
三井物产的这笔投资用于支持Brightstar的全球扩张活动，其中关注的焦点是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商业机遇的确定与合作。三井物产通过加强与Brightstar的业务协作和联盟，寻求进一步拓展其海外移动业务。三井物产正与Brightstar在澳大利亚通力合作，并致力于Brightstar在东南亚（地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新业务，他们为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越南提供支持。
2007年3月，三井创投(MitsuiVentures)与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一起参与了北京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第二轮融资。三井创投是三井物产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的专业化机构之一。三井创投作为一个金融投资者，为全球的创业企业提供早期的创业资本。几年来，凭借公司拥有的专业化人才和集团的全球业务网络，三井创投已经涉足的领域包括：通信、软件、信息服务、生命科学、医疗器械和零售服务。
三井创投选择与盈富泰克进行合作投资，更重要地是针对这个公司的深厚背景。盈富泰克接受中国信息产业部委托，管理着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盈富泰克成立于2000年4月，由十家大型信息产业企业集团出资设立，包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彩虹集团公司、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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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9)
第五节3G产业的幕后推手
3G源自成功的商业模式
1998年，在日本的移动语音市场呈现饱和之际，日本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NTTDoCoMo推出了“i-Mode”移动电话，为移动通讯族提供了即时、好玩、有用而又便宜的信息服务，一度引发了日本移动通讯的革命，被喻为“日本继索尼发明随身听后最伟大的发明”。i-mode服务使得日本消费者逐渐转变观念，不再将手机仅仅作为一种通信工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工具，这为以后3G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消费者习惯了用手机来做通常在个人电脑（PC）上所做的事情时，如收发电子邮件、浏览网页、下载音乐、玩电子游戏等，再让他们接受手机支付功能，自然相对容易得多。面对庞大的潜在消费人群，商户也乐于参与受理手机支付，NTTDoCoMo甚至为安装受理移动支付零售服务点（POS）终端的商户提供补贴。在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企业群的幕后推动下，NTTDoCoMo与娱乐、广电、汽车、商业、金融、文化等行业实现了广泛的合作，从而把一大批新技术纳入到融合后的产业链中，为自己的用户群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2000年9月，三井物产、NTTDoCoMo及樱花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等五大公司宣布联合成立一家网络金融服务公司——“超级网络解析公司”（SNSC），以推进企业间电子商务（B2B）的进行。该公司主要负责提供交易方的资信状况并提供债权回收、决算代理等服务，鼎力支持企业上网交易。五大公司的投资额分别为：三井物产55%、NTTDoCoMo25%，樱花银行、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和Visa国际为其余的20%。
这个“超级网络解析公司”（SNSC）的社长由三井物产的人员出任，服务对象为那些已经开始进行企业间网络交易的企业及网络公司，如：钢铁、化学等产业的公司。SNSC公司的系统使企业用户可省去调查生意往来对象信用的麻烦，从而进一步节省成本。此外，如果客户企业缴纳一定数目的手续费，则可从三井物产开发的审查系统和数据库里取得约10万家交易客户的财务、信用数据，并获得包括交易额上限、交货、清算条件等的建议信息。
正是因为有了以“i-mode”为平台的“超级网络解析公司”这样成功的商业模式，NTTDoCoMo早早抢在众人面前率先杀入3G战场。2001年10月1日，NTTDoCoMo正式推出世界上最早的基于WCDMA网络的3G商用业务，并命名为FOMA，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丰富的3G数据业务。此时，3G已经使得电信企业的步伐迈出行业范畴，需要进行跨行业的融合。事实上，NTTDoCoMo的诸如移动支付等电子商务业务，都是由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负责全面组织和协调的。
产业的培育者和组织者
3G带给人们的是大产业链格局。在这种格局下，日本、韩国的财团机制正在发挥巨大作用。21世纪的今天，日本财团的核心企业综合商社，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贸易公司的形象，但依然在信息社会中承担着“产业培育者”和“产业组织者”的功能。随着产业细分的加剧，在产业链每一个环节上的企业已经无法独立生存，综合商社这种组织功能显得越发重要。
例如，日本重视非接触式IC卡的开发，早在1996年，三菱商事与三井财团的丰田等公司联合成立了非接触IC卡研究所，之后日本的IC卡广泛应用于校园内电子货币交易等领域。同时，手机支付业务的蓬勃发展是日本财团发展电子商务计划的一部分，迅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认证服务是其核心部分。1997年，三菱商事、NTTDoCoMo与美国Verisign公司等多家公司联合成立合资公司——日本Verisign公司，同年5月开始发行认证书。同时，日立、富士通、NEC也成立合资公司开发电子认证服务。
三菱商事是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也积极开展产业链的组织工作。三菱商事成立了ICT（信息与通信技术）本部，该事业本部，以“信息（IT）与通信（CT）的融合”为基本概念，力争成为客户不可或缺的核心的商务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三菱商事ICT事业本部，在IT解决方案、网络服务及信息安全领域，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其核心企业“ITFrontierCorporation（三菱商事和IBM分别出资80％、20％）”，提供从系统构建到网络运用管理的各种服务。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10)
2000年10月，三菱商事、NTTDoCoMo、LAWSON（罗森便利店）和松下电器等4家公司成立使用i-mode手机开展电子商务型连锁店的业务公司“i-Convenience”，这是在2000年5月启动的“移动式e-KIOSK”的基础上开展的业务。LAWSON用户可以将i-mode手机与POS收款机相连接，打印出通过手机得到的信息，比如折扣券等，或者根据用户使用i-mode手机订货的金额计算出积分，在信息终端“Loppi”折换成折扣券后，直接在POS收款机上享受回扣。
作为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很早就开发了名为“MAGASEEK”的移动电话线上销售商业模式，从“小学馆”发行的2000年10月号女性杂志“CanCam”和“Oggi”开始提供服务。读者对杂志中的皮包服装饰物等商品有兴趣，可以用i－mode移动上“MAGASEEK”网，搜索货物、价格、库存等资讯，当场订购。顾客也可以用手机拍照，确认刊登在杂志上的商品，下载相关商店的方位地图，通过e－bank手机银行系统支付。
在2001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之间，伊藤忠商事、NTTDoCoMo以及日本可口可乐公司在东京的涉谷设置了41台支持C模式的自动售货机——“Cmode”，面向消费者推出试验性服务。通过将Cmode同i-mode手机相结合，用户可以不必使用现金而只需利用手机便可购买可口可乐的饮料。随着Cmode服务在全国的展开，三家公司自2002年4月15日起面向“ClubCmode”会员销售娱乐设施的入场卷及i-mode内容信息，还推出提供周边地图的区域信息服务。
在3G时代，运营商之间竞争的焦点将是以客户需求个性化、业务多样化、多媒体和高速接入等为主要特征的数据增值业务，且运营商业务对终端要求也趋于个性化。这些变化决定了一个新的产业链要在多方互动的过程中成长，其中包括电信运营商、系统设备商、软件服务商、内容供应商、内容集成商、终端制造商和客户。产业链的加长、环节的增多必然导致协调困难的加大，只有“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组织才能将各环节的沟通更加紧密起来。
整合全球信息产业资源
日本移动运营商NTTDoCoMo的3G内容平台——FOMA，在模式上与其在2G时代的“i-mode”一脉相承。时至2003年年底，FOMA已逐渐被更新的3G系统取代，此后，NTTDoCoMo在2004年7月推出了“手机钱包”——“i-modeFeliCa”业务。该业务已有1000多万用户，可使用的商铺已超过2万家，包括便利店、卡拉OK厅、药店、影碟租赁店等，而其使用领域还有电子车票、自动登机手续，门禁卡等。为进一步发展移动信用卡业务，NTTDoCoMo借助三井-住友财团的金融和商业力量，实现了产业间的紧密联系。
2005年4月，NTTDoCoMo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SMFG)旗下的三井住友卡及三井住友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并斥资980亿日元(9.25亿美元)收购三井住友卡34%的股权。在联盟中，三井住友卡负责建立受理手机信用卡支付的基础设施,包括在签约商户安装POS终端，并将其现有信用卡业务同NTTDoCoMo的手机信用卡业务合并，推广手机信用卡，三井住友银行则负责开发兼容手机支付功能的ATM。而且，NTTDoCoMo的手机信用卡系统则主要基于三井财团另一关系企业索尼的FeliCa非接触式芯片技术。
半年之后，2005年12月，NTTDoCoMo开发了向各家信用卡公司开放的手机信用卡支付平台，2006年4月又推出了手机信用卡业务(DCMX)。当月，日本开始试运行面向手机用户的数字电视业务(OneSeg)，NTTDoCoMo已同时配合发售了一款对应手机。一年后，NTTDoCoMo北京事务所的副所长何显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实际上，3G技术本身不是决定性因素，最重要的是3G网络提供了更丰富、费用更低廉的业务。”
面对3G大产业链格局，三井物产这家日本最古老的综合商社，其实早已开始自己的布局。早在1984年，三井物产就成立了信息产业本部，到现在已经投资了165家信息类企业，拥有关联子公司35家，涵盖IT信息产业的所有流通领域。三井物产正在整合全球资源，为相关制造业企业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在产业链时代发挥产业组织功能。2005年3月决算时，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的合并销售收入已达到5200亿日元（约44亿美元）。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大产业链上的棋局(11)
2007年11月29日，三井物产、索尼、大日本印刷等5家公司发布新闻稿表示，他们将于2008年1月成立FeliCa非接触式IC智能卡合资公司，三井财团的索尼公司持有合资公司60%的股权。自1996年以来，索尼发货的FeliCa芯片已经超过了2.5亿个，普遍使用在包括中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国家。在日本，电子制造商已经把这一芯片用在手机中，采用FeliCa技术的手机，能够检测手机余额和使用记录，进一步则可以利用这种手机当作支付工具进行电子消费，比如电子钱包和电子入场券。
仅仅在50天前，即2007年10月8日，三井物产、IMJmobile公司（三井物产出资40%）、Acrodea公司这3家公司,在共同推进手机3D假象空间服务事业上达成合意，参照美国公司推出的“SecondLife”（第二生命），推进日本独自的在线型3D假象空间及各种手携式机器登陆的“移动3D平台”的构建工作。Acrodea公司提供其独自技术“X-FORGE”的许可，并负责技术支持，IMJMobile公司在X-FORGE基础上设计手机平台及开展各种相关服务，而三井物产主要是对企画提案及高收益性商务模型构建等综合事业进行支援。
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组织机构图：
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对IMJMobile公司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并且在其官方网站上明确表示：“我们以成为“No.1MobileIntegrationCompany”（第一名的移动通信综合公司）的企业为目标，致力于为世人创造最高境界的移动通信。我们为了实现此理想而团结在一起，凭借IMJ移动集团拥有350名以上经验丰富的专家集团，可以为客户及用户提供包括移动解决方案业务、移动资讯内容业务、移动媒体业务3项事业在内的所有移动相关服务。”
第六节韩国带来的启示(略)
韩国电信业后来居上；三星财团的垂直产业链；既是制造商，又是运营商
第七节中国缺失“综合性企业”(略)
车无法靠一个轮子快跑;京瓷以多元化著称;中国3G产业的出路在哪里？
下页接第六章：无敌的商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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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1)
第六章无敌的商人道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丰田绝对不是一般的造车者，而是更接近于商人，甚至可以说“丰田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体”。事实上，丰田集团是三井财团二木会（总经理会议）的重要成员，与三井物产有着割舍不断的历史渊源。
丰田的两个关键发展期，并非在“研究气质”的丰田家族人领导下，而是由“商社出身”的儿玉利三郎（后改姓丰田）和石田退三掌管。儿玉利三郎曾工作于伊藤忠，他的哥哥任职三井物产；石田退三早年在三井物产的关联商店当伙计，后来被誉为“日本的商魂”。
深受三井商业文化影响的丰田，其行为自然与一般的汽车企业有所不同，“以夺取商权为根本目标”是丰田最大的特点。丰田的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身上。丰田通商总是刻意保持低调，尽量地隐蔽起来，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和引领着丰田汽车。
上世纪80年代，德国大众等汽车公司迅速在中国合资建厂，然而丰田汽车并不为此所动，而是以丰田通商作为开路先锋。1971年6月，丰田集团在香港成立了专营贸易、对中国内地销售和投资的丰田通商香港有限公司，承担起了培育丰田汽车在华生存环境的重任。
丰田通商与丰田汽车如影随形。丰田汽车在中国有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两大合资企业。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丰田通商这个“隐藏在丰田集团中的三井物产”在中国投资了120多家合资和独资企业，分布在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并不断延伸到其它领域。
作者题注
导言
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的阶段，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开始把工厂建到国外去。当时，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国外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事务所、代表处，已经在世界各地建成了国际商业网络。所以，当厂家需要走出去，到国外做事情时，三井物产就开始带着它们出去。之后，丰田有了自己的商社“丰田通商”，在主流市场已经不依赖三井物产了。今天，丰田汽车在国外的业务，丰田通商（丰田集团内的三井物产）在发挥着主导作用。
第一节影子丰田在中国
探路中国，从“丰田通商”开始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商人，有商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历史反复地证明着这一点。因此，丰田汽车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争夺汽车商权的斗争史。“丰田汽车”和“丰田通商”相互依靠、相互配合，凭借超强的技术和商业实力，不断地超越对手和自我，获取源源不断的利益，并达到更高的境界。丰田通商在争夺商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丰田通商的全力扶助，就不会有今日的丰田汽车。
丰田通商株式会社的官方网站上显示，其中国之旅最早是从香港开始的。1971年6月，丰田通商在香港成立了专营贸易、对内地销售和投资的丰田通商香港有限公司。受当时中国大陆封闭状态的影响，丰田汽车按兵不动长达13年，这期间丰田通商通过香港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在中国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的当时，丰田通商的这种做法无疑具有坐失良机的风险，但也可以看到其富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公司迅速地进入中国合资建厂。然而丰田集团并不为此所动，而是从汽车行业之外开始了试探性的投资。1987年11月，在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带来种苗需求热潮的背景下，丰田通商和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华乐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在中国市场获利，更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内地汽车市场，给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搜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报。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2)
在长期近距离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市场之后，丰田通商于1989年2月同小系制作所合资成立了“上海小系车灯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灯具。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汽车灯具制造商，其2005年的市场份额超过50%。1989年6月4日的政治风波（六四事件）暂时中断了丰田通商在中国汽车行业的投资。在其后的3年间，丰田通商在食品行业投资建立了几个公司以规避可能的风险。随着局势的明朗，1993年初丰田通商开始在汽车生产服务领域展开投资。
1993年6月1日，由丰田通商株式会社（占25%股权）及丰田汽车株式会社（占75%股权）共同持股的合资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并被丰田汽车指定为中国市场正式授权代理商，其办事处于1994年2月4日开张。从1993到1998年这5年间，丰田通商共投资建成24家为汽车生产服务的企业和4家主营进口贸易及销售的公司。丰田通商引领的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布局正由此拉开了序幕。
中国国内第一家与日本汽车业合资的企业“龙日客车有限公司”于1993年11月7日成立，由三井物产、日野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黑龙江客车厂、黑龙江省进出口公司四方共同出资创办。如同三井物产这样的“产业组织者”一样，丰田通商此时借助刚成立的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承担起了培育丰田汽车在华生存环境的重任。虽然丰田通商不是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但是却主导了其最初的业务活动，其中的重点工作包括：
（1）向中国市场客户销售丰田汽车及零件；
（2）统筹由8家丰田通商的事务所及2家丰田通商（香港）有限公司事务所组成的中国销售网；
（3）监管36家丰田特约零件销售中心（APD），34家丰田维修技术培训中心及丰田特约维修服务中心（TASS）的运作；
（4）执行丰田汽车产品的市场推广活动。
1993年8月，丰田通商在江苏昆山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家生产铝车轮钢圈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在随后的几年里，丰田的汽车零部件厂在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地区遍地开花。据丰田称：“这正是为了配合未来的整车厂的诞生”。在天津，丰田从1994年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了25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其中很多合资企业中都能看到“丰田通商”的身影。这些为丰田汽车日后的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得天津丰田一经生产，成本控制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丰田集团并没有在中国进行汽车的整车生产，因此这么多服务企业的生产能力是被部分闲置的，其产品的惟一出路只是汽车维修和为其它汽车生产商的配套服务。从投资者的角度，如果单纯考虑投资回报，这样的企业是不值得投资的，正因为这样，丰田通商的行为尤其耐人寻味。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通过全面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丰田通商为丰田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生存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四川丰田”为起点
丰田通商的例子充分体现了日本企业海外扩张前期准备的特征。日本为海外扩张所做的调研是世界上最全面、最细致的。一位国内市场调研行业的资深人员透露，国内1/3的市场调研项目出资人是日本企业，可见丰田进军中国市场也是经过充分准备的。作为日本企业的经营领导班子，董事长和总经理每天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本企业的运营，而是收集情报、资讯，参加各种经济研讨会、讨论会、报告会，所在经济团体、行业协会的协调会以及各种涉外活动。
经过长达27年的漫长准备，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丰田汽车坚定地迈出了进入中国汽车制造行业的第一步，在成都建立第一家合资企业，合资方当然少不了丰田通商。1998年11月10日，由丰田通商株式会社、丰田汽车公司和四川旅行车制造厂（简称：川旅厂）以5%、45%、50%的投资比例，总投资9909万美元建成的“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四川丰田），开始正式生产“柯斯达”客车。其实，丰田通商在组装型合资企业中占有5%-10%的股份是通常的作法。
由于丰田通商有前期的细致而充分的市场准备，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柯斯达客车2000多辆，几乎没有库存。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柯斯达”一直占据着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2001年2月26日，四川丰田公布了第一批全国范围内集销售、服务、零部件供应三位一体的销售店23家，分布在华北、华南、西北、西南地区的省会、直辖市。截止2003年，销售店已达到64家。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3)
合资制造柯斯达客车对于丰田汽车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而染指西南公交车市场是丰田汽车进一步稳固西南市场保有量的策略行为。如果说，柯斯达客车是丰田汽车有指向性的针对中国豪华客车市场而推出的先锋武器，那么，为尽快占住国内西南市场而推出中低端城市公交车、旅行车等系列产品，则是丰田汽车加速产品区域化扩张的宝刀利剑。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中，随处可见丰田柯斯达的影子。
丰田汽车在西南开局不久，又在京城门户天津布阵。2000年7月12日，丰田汽车公司与天津汽车集团下属的天津夏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l亿美元成立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与丰田合资前，天汽集团是我国较早的特大型汽车生产企业，是国家规划的小排量轿车生产基地，但面对急剧增长的经济型轿车市场，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此时，作为合作者的丰田汽车顺势进行了“挤压策略”。
此后不久，丰田通商又开始涉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筹建工作。2000年9月27日，丰田通商、日野汽车、沈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全新合资公司“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正式签约。全新的沈飞日野瞄准了当今国际汽车制造业的前沿生产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式，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从根本上提高了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形成了设计、生产、销售一体化，高、中、低档客车和高、中档底盘并举的实力。
作为中国战略的关键一步，丰田借助一汽集团对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川旅厂）的重组，成为大赢家。2002年8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汽集团代表竺延风首次向全球媒体宣布了一汽集团与丰田、川旅厂与丰田的合作战略。此时，由原川旅厂和丰田各出资50%成立的四川丰田就转变为成都一汽有限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各占50%的合资公司。恰逢此时，沈飞日野的状况令人不满，丰田汽车借助丰田通商整合了日野的中国业务。
总之，丰田通商相当于丰田集团这个大家庭的后勤部长，负责贸易、投资及物流业务。早期，丰田通商是丰田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纽带。丰田集团转入在华生产战略后，丰田汽车前台活跃，丰田通商后台支持，参股四川丰田，投资成立配套厂，负责丰田在天津、四川等地生产所需零部件进口和物流运输。更关键的是，掌控在华业务策略的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是丰田汽车与丰田通商合资成立。汽车销售服务一直是丰田通商的重要业务。
拉开“丰田围棋王座战”的序幕
按规定，国外汽车生产商在中国的合资汽车不能超过两家。而当时的日本丰田在中国国内已有两家合资企业：四川丰田和天津丰田，分别是与四川旅行车制造厂和天汽集团合作。为了摆脱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限制，借一汽集团重组川旅厂和天汽集团之时，丰田汽车将已经拥有的两家商用车企业“四川丰田”和“天津丰田”合二为一，成为丰田与一汽的合作项目“一汽丰田”。由此，丰田顺理成章地腾出一只手来寻找新的战略伙伴，在中国的合资道路豁然开阔。
2003年12月，丰田通商、丰藤海运与中国深圳长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深圳长航丰海汽车物流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1月开始正式营业，为丰田汽车提供相应的水运物流服务。在业界，丰田通商的这一行动被看成丰田汽车与广汽集团合作“广汽丰田整车项目”启动的前奏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天津丰田项目启动的时候，丰田通商在天津也设立了类似的物流企业。由此看来，广汽丰田整车项目已经引弓待发了。
而丰田汽车与广汽集团的携手，使珠三角这块商家必争之地更加“白热化”。早在2003年7月，日本媒体就传出消息，称丰田与广汽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将于2004年在广州生产丰田佳美轿车，广汽集团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合作谈判已大致完成。2004年2月25日，丰田联手广汽迈出了第一步，总投资22亿元的“广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了成立暨奠基仪式，广汽集团占股比30%，丰田汽车占股比70%。按计划，合资公司从2005年初投产。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4)
2004年9月6日，“丰田杯世界围棋王座战”在东京进行最后的决战。同日，由广汽集团与丰田汽车共同投资的“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在广州东方宾馆举行了隆重的公司成立仪式，丰田公司副社长白水宏典、专务董事丰田章男和名誉会长丰田章一郎等出席仪式。合资公司投资总额38.21亿元人民币（约4.6亿美元），注册资本13亿元人民币（约1.6亿美元），广汽集团与丰田公司各持50%的股份。至此，丰田汽车“珠三角”布局顺利完成。
广汽集团是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伙伴，而沈飞日野股东——日野汽车株式会社背后的主人也正是丰田公司。早在2001年，丰田汽车曾经向日野增资，增持股权比例从36.6%提高到50.1%，使之成为丰田的子公司。2007年8月，由丰田日野、广汽集团组建的“广汽日野汽车项目”正式获国家发改委批准。丰田公司又是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轿车和发动机项目上的固有合作伙伴，此次广汽股份与日野汽车成功联姻，最终使广汽集团与丰田集团双方“亲上加亲”。
丰田汽车在中国西南、东北、华北、珠三角等区域的合作布局已日渐明朗，这就如同丰田汽车赞助“丰田杯世界围棋王座战”一样，不用做广告，它采取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攻心方式。丰田正在“雄心勃勃”地实施着国际化扩张，以使公司能占据全球汽车行业的主导地位。丰田正加大研发的力度，开发新材料、新引擎、新款式，以“征服新市场和新领地”。从拉丁美洲到中国，丰田投资数十亿美元修建新的厂房，争取在未来十年内获得15%的市场份额。
2006年，中国汽车市场回暖，丰田通商一如继往地在中国汽车行业中默默地耕耘着。1月19日，丰田通商正式入股天津北信保险经纪公司，其股份在增资入股后占20％。由此，丰田通商成为天津市惟一的一家涉足保险中介行业的世界500强企业。4月，丰田通商和国内汽车快修领域的著名企业云河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从而进一步深入中国汽车修理市场。从汽车金融、维修和分销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入手，丰田通商把夺取汽车商权演绎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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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第二节丰田汽车商社
从“丰田商会”到“丰田通商”
从《财富》杂志公布的2006财年数据可见，日本丰田汽车的营业收入较美国通用汽车仅低26.026亿美元，却实现了140.558亿美元的利润。此时，美国汽车企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亏损额为145.91亿美元，日本汽车企业的利润总额为244.06亿美元。随后，2007年第一季度丰田汽车的销量超越通用汽车，很可能以突破940万辆的全年销量，并实现200多亿美元的利润，领跑全球制造业。以丰田汽车为首的“日本汽车阵营”已经全面向“美国阵营”发起猛攻。
在日本汽车界，“销售的丰田，技术的日产”流传甚广。销售的丰田，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这套独特的管理方式当然源于丰田管理的很多理念，这些理念就是丰田文化的灵魂中最不可缺的东西。由此可见，丰田汽车绝对不是一般的造车者，而是更接近于商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丰田汽车就是一群商人的集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丰田汽车公司的话，“丰田汽车商社”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之所以说丰田汽车是商社，不仅是因为它在销售领域引人注目的成绩，更是因为其与三井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早在丰田100多年前创业起家的时候，三井物产于1896年为丰田创始人丰田佐吉设立了“井衍商会”。不久，由三井物产出面，在名古屋武平町设立了以丰田个人为名的“丰田商会”，这可以视为“丰田通商的远祖”。1905年12月，负责“丰田商会”资本与销售的三井物产又广泛集资，以更大的资本设立了“丰田纺织机股份有限公司”，从而为后来的丰田汽车出现奠定了基础。
丰田公司早期以制造纺织机械为主，1926年成立“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生产先进的自动织布机。1933年，丰田佐吉的长子丰田喜一郎在“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设立汽车部，从而开始了丰田制造汽车的历史。1935年，丰田AI型汽车试制成功。第二年，为配合国产汽车的销售，丰田通商的前身“丰田金融株式会社”创立，开始以丰田汽车的销售金融为目的。由此，丰田集团内部孕育出一个“新三井物产”——丰田通商。1937年，“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创立。
此后，“丰田金融株式会社”（丰田通商前身）于1942年改名“丰田产业株式会社”；1945年，为谋求机构改革以及业务完善而涉足贸易，开始迈向商业领域；1947年，由于第二次财阀指定，而被美国占领当局的“持股公司整顿委员会”解散。1948年7月1日，丰田完成企业债权完善计划，继承丰田产业株式会社的商业部门，成立了“日新通商株式会社（现在的丰田通商）”，资本金为900万日元；1956年，商号正式更改为“丰田通商株式会社”。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5)
1960年，丰田通商在纽约创立了海外首家子公司“丰田纽约公司”；1961年，公司在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二部上市。1964年，以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为开端，丰田通商开始代理出口丰田汽车。1973年，丰田通商开始在大阪建造公寓，从此拉开经营多样化的序幕。随着丰田集团的发展，公司的业务不断提高，丰田通商于1975年获准进入名古屋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1977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上市。
从60年代到70年代，丰田通商不断开设海外据点通过贸易将各国的产品和情报传到日本。1964-1975年，丰田通商在巴西、台湾、比利时、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成立当地法人，与泰国、美国的当地法人相呼应，完成了目前的海外网络基础。1979年，丰田通商在北京开设联络事务所。以此为开端，丰田通商在1979-1981年间先后又分别在上海、广州等地开设事务所，正式开始扩充在华网络。
“丰田汽车”与“丰田销售”并驾齐驱
1940年，一位擅长经营和管理的干将从三井物产转入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成为丰田喜一郎的副手，他就是鲜为人知的赤井久义。由于战争的原因，此时的丰田喜一郎对工作非常消极，只是专心读书，而将公司主要的工作全部交给赤井久义，偶尔过问一下主要干部的人事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赤井久义副社长于1945年12月10日因为一次交通意外事故而去世。此后，丰田喜一郎从东京大学请来了依赖理论来管理企业的限部一雄教授，结果企业陷入困境。
时至1949年，驻日盟军总部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提出财政金融紧缩方针（“道奇方针”），丰田受到这一影响，出现更加严重的经营危机。当时，三井财团的帝国银行（后来的三井银行、樱花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接受了丰田汽车的融资请求。随后，丰田加入了形成三井财团的“二木会（财团内企业领导人会，即“总经理会议”）、“三井业际研究所（二木会直属的智囊团）”和“网町三井俱乐部（以集团企业中间领导层为会员组成的社交俱乐部）。
不久，日本经历了二战后的经济萧条，工潮迭起，由研究型气质的丰田喜一郎所领导的丰田汽车背着10亿日元的债务，陷入经营危机。在这关键时刻，石田退三，这位曾经的三井物产关系商店的伙计，而后来进入丰田成为职业的经理人，此时临危受命，听从三井财团主导的董事会的决定，接替丰田喜一郎出任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的总经理。当时名古屋20家银行，以三井银行为首组成财团，借给丰田2亿日元的贷款。
在三井财团的要求下，1950年4月，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简称：丰田汽车）将销售部门跟汽车制造部门分开，设立了丰田汽车销售株式会社（简称：丰田销售）。在这一方面，丰田的做法引人瞩目，他们把生产和销售分成各自独立的两大系统。生产系统以“丰田汽车”为核心与龙头，组成从原材料、部件、零件、总装这样一条龙的生产体系。在流通和销售系统方面，以“丰田销售”为龙头。与此同时，在丰田通商和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协助下，丰田集团在日本全国以及国外主要出口市场，开始逐步铺设更加宽广的营销网络。
在获得了市场网络的强力支撑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石田退三社长以其商人般的敏锐判断决定建设专门生产轿车的元町工厂，使轿车的年生产量达到了12万辆。这笔投资高达23亿日元，与当时的销售额相比，这绝对是一个相当大的投资额。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不相信会有收益。但是工厂建设完成后，立即掀起了第一次的轿车热。事实证明，这项投资决策果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57年，为了创造实现大批量销售市场环境，曾经工作于三井物产、时任丰田汽车销售株式会社社长的神谷正太郎连续实施了以扩大潜在需求为目标的先行投资，先后经营汽车驾驶学校，开设汽车修理学校，设置服务中心等。同年，丰田通商在泰国成立首家海外合资公司“丰田泰国有限公司”。在当时销售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神谷正太郎进行如此广泛的投资引起了众多的非议。但是后来证明，有“丰田销售之神”称号的神谷正太郎营造汽车业周边环境的做法是富有远见的。
石田退三、神谷正太郎二人所进行的前瞻性投资，正是基于丰田通商的市场情报。这种前瞻性投资和敏锐的市场嗅觉，使得丰田把国内的行业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取得领先地位。虽然当时有人认为的无用投资或多元化经营，但数年后却给丰田的基本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种投资方式尤其需要企业领导人富有远见的战略部署，正是由于丰田通商时刻把握好产业动向和市场信息，始终帮助丰田汽车争取领先对手半步，才抢得市场先机。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6)
作为丰田汽车集团整体来讲，始终坚持一个铁的原则“只生产能卖掉的汽车”。这一原则，也充分吻合了丰田通商的功能。丰田通商总是刻意保持低调，尽量地隐蔽起来，在背后默默地帮助丰田汽车拓展新领域。此时，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和丰田汽车销售株式会社两大龙头之间，实行一整套银行化的资金结算制度，保证生产出来的汽车每一辆都能卖得出去，卖出的钱又能及时回收到丰田汽车总部。到1975年，该公司就有了较充裕的资金，从而得到了“丰田银行”的称号。
1982年7月，丰田汽车工业株式会社和丰田汽车销售株式会社再次合并，以“丰田汽车株式会社”（TMC）的名义重新起步。此后，在丰田汽车争夺商权的过程中，丰田通商发挥更大作用，总是如影随形，向丰田汽车提供了材料、金融、物流、投资及其它相关环节的服务，为其在全球汽车市场上的优异表现提供了难以代替的支持。在一次次成功夺取商权之后，丰田通商总是选择了悄悄淡出公众的视线，像其它综合商社一样如同一个影子。
“丰田通商”迈出崭新的一步
80年代后，丰田通商进一步面向金融自由化和的国际化迈进，积极强化企业体质，整备企业体制。1980年，丰田通商销售额达到1万亿日元，从此稳步进入综合商社行列。1985年，丰田通商发行第1次无担保转换公司社债；1987年，在欧洲市场发行附有认股权证的公司社债。1991年，丰田通商销售额突破2万亿日元。1994年，丰田通商设立有关信息通信的子公司“丰通电信”。1995年，丰田通商发行股票总数达10亿股，流通2.53亿股，资本金为251亿4千万日元。
此时，丰田通商拥有本土职员1988名，在日本本土设有东京总部、名古屋总部、大阪总部和8个支店和7个营业所，以及分布世界各地的85家分公司和事务所。在中国的北京、重庆、大连、上海、哈尔滨、广州、天津、沈阳、香港设有分公司和事务所。以广州事务所为例，它主要负责华南地区的事务，业务范围涉及丰田汽车的SKD（半散装件）/CKD（全散装件）/OEM（代工生产）零件、石桥轮胎、日野汽车、大发汽车、石化产品、纺织机械、丰田产业车辆（包括叉车）、专业厂零件。
1999年，为了向非汽车领域拓展业务，丰田通商与以食品、化学品等为核心业务的加商株式会社（综合商社）进行业务合作。第二年，为了加强核心领域与重点领域的功能与扩大业务，丰田通商与东棉株式会社（综合商社）开始资本、业务合作，同时与已经缔结合作关系的加商株式会社合并。2000-2002年，丰田通商为了实现核心领域业务中与东棉株式会社（简称：东棉）的相乘效果并尽早实现规模效益，受让了东棉的钢铁、有色金属、纺织机械业务。
其实，东棉株式会社是三井物产名古屋支店长儿玉一造所创立的综合商社“东洋棉花公司”（1920年成立）。儿玉一造的弟弟“儿玉利三郎”就是后来成为丰田社长的丰田利三郎。为了加强资本与业务合作，丰田通商于2003年认购了东棉50亿日元的配股增资，2004年又与东棉集中和统一了人才派遣业务以及燃油、石油产品业务。2006年，丰田通商与东棉合并，迈出崭新的一步。
2006年4月３日，丰田通商和东棉正式登记合并，以丰田通商为统一名称。新公司的社长由现丰田通商的清水顺二社长就任，现东棉的荫山真人社长担任副社长。新公司董事人员构成中，16名董事中东棉有3人、５名监事中东棉有１人，其他人来自丰田通商。双方合并后，丰田通商成为销售额达5兆日元（截止2006年3月的财政年度）的巨大综合性商社，从而可有效利用双方相互经营资源制定发展战略。
新丰田通商的业绩在2007年３月达到销售额６兆日元、经营性利润930亿日元、常规利润970亿日元、净利润465亿日元，2008年３月预计会达到销售额６兆7000亿日元、经营性利润1070亿日元、常规利润1130亿日元、净利润555亿日元。由此，丰田通商向着更广的领域快速发展，代替了丸红商事的位置，成为排名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之后的日本第5大综合商社。
丰田通商株式会社的股权结构（截止2007年3月31日）：
大股东情况持股数量（千股）表决权比率（%）
丰田汽车株式会社76,36921.6
丰田自动织机株式会社39,36511.1
日本TrusteeServices信托银行株式会社15,9484.5
日本MasterTrust信托银行株式会社13,8823.9
株式会社三菱东京UFJ银行12,3293.5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10,9033.1
爱和谊损害保险公司（AioiInsurance）6,8131.9
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6,7471.9
资产管理服务信託银行株式会社5,4611.5
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5,3861.5
（注：以三井-住友财团为主的几家金融机构是“日本TrusteeServices信托银行株式会社”和“日本MasterTrust信托银行株式会社”的大股东。）
因为日本没有资源，须向海外谋求资源，而使日本的加工技术发达。综合商社中介其间，通过贸易活动和为海外生产提供方便，在支持经济发展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当今环境、社会在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发生变化，由于全球化、自由化的进步，产业间的围墙不断拆除。在高度信息化已经到来的今天，综合商社所起的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如此激变的新世纪最初的10年之内，丰田通商已经明确制定了2010年的长期战略。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7)
第三节产业配套体系
构筑天津的物流中心
依照丰田在全球一贯的发展模式，丰田肯定不会满足只在中国生产汽车，而是在产业配套各个环节全面开花，压缩生产成本，给竞争对手致命一击。而且，丰田认为整车和零部件物流服务是售后市场的主体，把它放在与制造和销售汽车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丰田汽车一方面加大开拓中国市场的力度，扩大投产规模；另一方面，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承担起构筑生产和配送体系、完善产业配套结构的重任。
早在1996年7月，由丰田通商、丰田输送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上组、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大型、现代化综合性物流企业“天津丰田物流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864.56万美元，并在上海、广州、大连、成都建立了分公司，年营业收入人民币3亿多元。该合资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有：（1）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2）揽货、订舱、仓储、包装、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3）集装箱及普通货物的道路运输业务。
自从2000年丰田汽车合资项目在天津落户后，丰田通商（天津）有限公司一直为丰田汽车和其供应商提供零部件的物流配送服务。2003年9月9日，丰田通商与天津港保税区举行购买土地合同签字仪式，出资购买了1.8万平方米土地，用于建设“丰田通商物流中心”，该物流中心于2004年4月建成投入运营。第二期工程则以整车物流为中心，建成以丰田进口车为主的PDI（递送前检查）基地，2005年投入运营。
在天津的这家丰田通商物流中心是丰田通商在中国投资建设的第一个自有物流实体，也是该公司的加工贸易基地和零部件供应基地，主要为丰田汽车及其合资厂和供应商提供物流分拨服务，面向海内外的丰田整车及配套厂商在天津港保税区集中整合后，实现门对门的现代化工厂物流配送。伴随着丰田汽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丰田通商正在逐步完善该物流中心的服务机能，使其成为丰田汽车及其供应商在中国北方的进口零部件分拨基地，也是丰田汽车的中国物流中心。
对于汽车零部件和售后服务商而言，是否能够有好的发展，取决于是否能够在产业链内成功扮演自己的角色。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的短短3个月时间里，丰田通商便在天津经济开发区注册了四家配套公司，总投资额约3200万美元。这四家独资公司包括：“天津丰通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天津丰田通商钢业有限公司”、“天津丰通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天津丰通汽车零部件装配有限公司”。
其中，“天津丰通汽车设备有限公司”是由丰田通商及其100%出资的子公司丰通工程株式会社于2003年12月12日在天津设立的主营设备设计、制作、安装、维护方面的公司，用来满足进入中国天津地区的汽车相关企业的设计和制作需求。天津丰通汽车设备公司位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资本金为50万美元，出资比率为丰田通商占70％，丰通工程占30％。虽然规模不大，但该公司计划发展成为面向中国乃至全球汽车制造企业的设备生产基地。
携手“电装”，保障零部件供应
描绘丰田管理的成功经验通常有一堆的概念：订单管理、准时生产、现场管理、零库存、杜绝浪费、低成本、高效率、现地现物……，简而言之就是以市场为龙头拉动生产的最精益方式。如果说当年福特创造了流水线生产的大规模制式功不可没，丰田就是把适应市场的看板式生产与流水线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丰田不仅有“精益生产方式”，我们叫TPS，美国人称之为“改变世界的机器”；而且，丰田还有完善的“零部件配套体系”。
2004年10月，为与日资零部件厂家共同构筑在中国的销售渠道，丰田通商（出资40%）联合电装、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及福建省亚太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在天津保税区共同出资成立了“日联汽车零部件贸易（天津）有限公司”。该合资公司集合了电装及电装以外零部件厂家的一流产品，销售的产品主要有：火花塞、雨刮片、机油滤清器、喇叭、燃油泵、回收电机等，通过北京中汽联合汽配连锁有限公司专卖店渠道进行销售。
株式会社电装（简称：电装，英文名称：Denso）是日本最大、世界顶级的汽车系统零部件供应商，成立于1949年，隶属丰田集团，为丰田汽车及其他汽车厂生产制造汽车电子零部件。在丰田14家集团成员中，电装公司的规模及营业额排在仅次于丰田汽车的第二位，目前在中国有8家汽车零部件合资工厂。截至2005年3月末，电装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71家子公司。电装在中国已拥有23家独资、合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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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8)
丰田通商是电装产品的全球唯一的营业窗口。丰田通商在中国有11家事务所4家现地法人公司。2000年，丰田通商与电装旗下的“电装WAVE公司”共同在中国国内构筑以代理为核心的营销网络，逐渐形成了覆盖华北、华东、华南的代理点销售体系，在丰田通商内部成立了自动识别事业部，在上海成立了技术服务中心，负责电装产品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定期对代理店实施技术培训，提高代理店对产品的应用开发能力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丰田通商与电装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不只一家。2005年4月，丰田通商（出资4%）、丰田自动织机、电装、丰田工业在江苏省昆山市设立了一家车载空调压缩机生产企业“丰田工业电装空调压缩机（昆山）有限公司”，作为丰田集团在中国生产车载空调压缩机的第二个基地。早在1994年，丰田通商、丰田自动织机、电装与中国首钢总公司共同设立了生产汽车空调压缩机的“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新合资公司的成立及原有生产基地的扩充确立了丰田车载空调压缩机在中国市场的稳固地位。
与“爱信精机”多方位协作
2006年11月18日，“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整车制造商和为主机厂配套的零部件厂商。在展会现场，日本爱信精机株式会社（简称：爱信精机）的展位显得尤为突出。爱信精机较早就进入了中国。1995年，随着浙江爱信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成立，爱信精机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至今，爱信精机在中国拥有15家合资或独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这些企业90％的产品为丰田在中国的合资汽车企业配套。
爱信精机成立于1949年，是世界著名的综合性汽车零部件厂家之一,属丰田集团成员。在一辆汽车上，爱信精机开发和生产的产品相当于全体零部件的1/3，其产品涵盖了汽车传动系统、底盘、车身、发动机和信息系统等五大类。爱信精机在中国生产、为丰田合资汽车厂配套的产品包括：手动变速器、离合器碟片和压板、制动助力器与制动缸、车门锁、天窗、油泵、水泵、发动机前部组合件、汽车导航系统等。
同属丰田集团的丰田通商和爱信精机在中国有多家合资企业。最早于1995年6月，由丰田通商、爱信精机、台州瑞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成立了“浙江爱信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投资额1950万美元，主要产品有硅油风扇离合器、水泵、机油泵、气缸盖等以铝压铸为基础的汽车发动机零部件，为丰田汽车发动机、东风汽车公司商用车发动机厂、江铃汽车、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一汽丰田（长春）发动机、北京福田环保动力、广汽丰田汽车发动机等国内主机厂配套。
唐山爱信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是1996年成立的中日合资公司，现在已经转成日方独资企业，成为丰田通商、爱信精机、日本爱信AI株式会社共同组建的汽车变速器专业化公司，投资总额9878万美元，注册资金3.43亿元。该公司主要面向丰田所属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和天津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及三菱汽车的东南汽车工业公司等生产手动变速器，年产量在17万台左右；其它客户还包括：北京吉普、郑州本田、沈阳金杯、柳州五菱、厦门金龙、东南汽车等国内著名汽车公司。
近年来，丰田通商与爱信精机陆续在更多领域合作投资。例如，爱信（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是由丰田通商（3%）、爱信精机（60%）、天津汽车集团（25%）、台湾信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12%）共同出资1亿元，于2001年正式成立的生产和销售轿车车身零部件的合资企业，主要为一汽夏利和天津丰田生产的NBC系列轿车配套生产门锁、门铰链、玻璃升降器、限位器等产品，并为爱信精机的国内外厂家提供部分冲压件。
“丰田通商”与“三井物产”共展鸿图
随着“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有更多的丰田系列轿车（包括商务车，SUV等）在中国各地陆续投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对车身零部件的品种，数量的需求日渐增加。丰田汽车产业的“整”“零”关系在提高日本汽车工业竞争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丰田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建立的体系是金字塔型的“多层交互垂直式”分工体系。其间，“丰田通商”和“三井物产”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产业组织者”角色。
2007年10月26日，《宝钢日报》报道：“由宝钢、三井物产、丰田通商共同投资建设的广州宝丰井钢材剪切中心日前破土动工，主要为广州丰田汽车公司供货”。届时，连同“宝井昌剪切中心”（三井与宝钢合资）在内，宝钢每年可向广州丰田汽车加工配送钢材7万吨以上。这意味着，三井物产和丰田通商（隐藏在丰田集团的三井物产）这两家综合商社正在携手为丰田汽车在中国境内构筑更加宏大的产业配套体系。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9)
其实，三井物产与丰田通商的合作是全球性的。早在2003年7月，三井物产、丰田通商、神户制钢所3家公司在美国就有关车辆悬挂的铝锻造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签署了合作协议。此前，三井物产在美国为丰田汽车提供的零部件物流服务，开发的“配送牛奶”物流体系可以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对客户的订单发生反应，从下订单到供货完成的过程可以用小时为单位计算，物流效率很高。三井物产在欧洲还为日产汽车构筑了类似的物流系统。
在车辆悬挂构件方面，2003年11月，三井物产携手宝钢、日本万株式会社（Yorozu）在广州市花都汽车城联合投资组建了“广州万宝井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总投资4.9亿元人民币，设计年产能为22万辆套悬挂系统。2005年6月3日，这家三井物产与宝钢的合资企业正式投产，主打产品为乘用车悬挂系统构件，作为汽车配件中的核心部件，已经成功进入丰田汽车、东风日产和长安铃木等日系汽车企业的采购体系中。
此时，随着在华投资的日资汽车厂家产能的不断扩大，众多日本钢铁材料生产和流通企业均看到了无限的商机和巨大的市场，将原本从日本进口的部分产品转移到中国当地生产。为此，2006年9月27日，由丰田通商（12％）、新日铁（28％）、美达王（9％）、日铁商事（9％）、松菱金属工业（14％）、宫崎精钢（14％）、三友（14％）等七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日铁特殊钢棒线制品（苏州）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获取了营业执照，正式成立。该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汽车用冷鐓钢丝和磨棒钢，年产量预计7000吨左右。
业界一直对丰田姗姗进入中国指指点点，却又啧啧这位后来者的猛烈攻势。其实，它当年强攻美国市场就是从营销网络的铺设、直接迅速了解消费者需求和提供服务切入的，随后是零部件生产供应的跟进，最后才是在美国建厂就地生产。回头审视丰田在中国的每一个动作，则可发现，以“市场拉动”的价值理念首先就体现在它的战略部署当中，幕后的主导力量就来自不显山露水的“丰田通商”——隐藏在丰田集团内部的“三井物产”。
第四节决胜流通领域（略）
建立高效率的物流体制；“一汽丰田”强化4S店网络；突破运输瓶颈，建立水上通道;
第五节价值综合者（略）
利用“三联园区”整合资源；渗透到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迎接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创造新的商机和市场
第六节像商人一样思考（略）
来自“三井商人”的影响和支持;以夺取商权为根本目标;“综合商社”是一种经营哲学
附表：丰田通商在中国独资及合资企业一览（1971-2006）
成立时间合资企业名地点共同投资
日本企业经营-生产品种
1971.06丰田通商（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独资贸易、中国国内的销售、投资
1984.04ＴＭＳＣ有限公司香港不动产、租赁
1987.11华乐种苗有限公司北京札幌啤酒蔬菜、花卉的新品种开发、生产、销售
1987.12新疆阜北三宝乐啤酒花有限公司新疆啤酒花的生产销售
1989.02上海小系车灯有限公司上海小系制作所车灯
1992.06青岛京西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农产品加工生产
1992.09松德丰(清远)食品有限公司清远九松物产-富士屋食品笋丝干
1993.01天津商河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天津独资挑选加工绿豆、荞麦、大豆、杂豆
1993.03沈阳三洋空调有限公司沈阳三洋制造与销售空调
1993.06丰田汽车(中国)有限公司香港丰田汽车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总销售代理
1993.12昆山六丰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昆山六和机械-建台丰合金铝钢圈
1994.02合肥三洋荣事达有限公司合肥三洋电机全自动洗衣机
1994.08丰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昆山丰田自动织机铸件材料
1994.11烟台首钢日本电装有限公司烟台电装汽车用空调
1995.01丰田通商(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独资贸易-中国国内销售
1995.02廊坊津瑞印铁有限公司廊坊前田制作所罐的印刷业
1995.03镇江东丰特殊合金有限公司扬中东洋电化工业、业信高丘制作特殊合金
1995.04天津丰田钢材加工服务有限公司天津钢板加工
1995.06江门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江门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1995.07浙江业信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台州业信精机风扇连接器、水、石油泵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10)
1995.09天津华丰汽车装饰有限公司天津丰田纺织车座、内饰件、车门、车顶
1995.09大连光洋瓦轴汽车轴承有限公司天津光洋精工汽车车轮用轴承
1995.12天津业三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天津业三工业节气门段等
1995.12天津丰田合成有限公司天津丰田合成制动软管
1995.12天津电装汽车电机有限公司天津电装起动器-交流发电机
1995.12天津富士通天电子有限公司天津富士通天喇叭-CD装置
1995.12天津丰田合成汽车软管有限公司天津丰田合成制动软管
1995.12天津电装汽车电机有限公司天津电装起动器-交流发电机
1996.03天津段斯莫汽车微电机有限公司天津段斯莫小型马达、雨刮器等
1996.03唐山业信齿轮有限公司唐山业信精机手动变速器
1996.03新疆东亚联合酒花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三宝乐啤酒、东食生产啤酒花
1996.03江苏统一马口铁有限公司无锡三宝乐啤酒、东食销售马口铁制品
1996.07天津丰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天津上组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出口)、卡车、集装箱、整车物流
1996.12沈阳华润三洋压缩机有限公司沈阳三洋电机压缩机
1996.12福建统一马口铁有限公司龙海川崎制铁，川铁商事销售马口铁制品
1997.01丰田通商(天津)有限公司天津独资贸易业、中国国内销售
1997.05天津业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业信精机制动部件、离合器零部件
1997.07上海虹日国际电子有限公司上海东棉集团电子零部件(半导体)贸易公司
1997.11丰田通商(广州)有限公司广州独资贸易业、中国国内销售
1998.01沈阳盛润三洋压缩机有限公司沈阳三洋电机制造与销售空调用压缩机
1998.11北京聚菱燕塑料有限公司北京三菱化学汽车用ＰＰ化合物
1998.11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成都丰田汽车制造柯斯达客车
1999.02苏州科士达印务有限公司苏州科士达印刷业
1999.03成都亚乐克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成都丰田纺织车座、内饰件
1999.04天津蓝天三洋电源有限公司天津三洋镍氢电池
2000.11沈阳沈飞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沈阳日野汽车制造销售大、中型高级旅游车
2000.12双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香港双叶产业制造装配复印机机架等零部件
2000.12南京云海镁业有限公司南京大坂特殊合金、船场制造销售镁合金以及相关制品
2001.01高丘六和(天津)工业有限公司天津务信高丘制造设计销售铸锻造零部件
2001.01沈阳古河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沈阳古河机械金属生产销售油压凿岩机械
2001.02天津东海理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东海理化开关类
2001.04宁夏丰源活性碳有限公司石嘴山科特拉制造煤炭系列活性碳
2001.04宁波东宝纤维有限公司宁波东宝纤维制造纤维制品
2001.07广州华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广州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2001.09上海丰田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上海丰田纺织后全带等
2001.11北京凯迪迪爱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KDDI构建及维护网络、协助日资企业
2002.03京瓷信息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京瓷信息系统开发设计电脑软件
2002.03天津双协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天津双叶产业车身板金属部件等
2002.05上海务知锻造有限公司上海务知制刚汽车用锻造品
2002.05沈阳华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沈阳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2002.05西安华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西安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2002.06苏州瑚北光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务信精机生产销售铝解电容用段子、生产销售光通信用连接零部件及相关制品
2002.12昆山通和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昆山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2002.12下村特殊精工(苏州)有限公司苏州下村特殊精工生产精密磨棒钢业务
2002.12科特拉(无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科特拉汽车用触煤
2003.01北京华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及维修汽车、零部件
2003.01平湖东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平湖东和纤维工业缝制缝全气囊、制服
2003.04丰田工机(大连)有限公司大连丰田工机销售及维修机床
2003.05丰田产业车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丰田自动纺机销售叉车、国际贸易
2003.05丰田通商(大连)有限公司大连独资贸易业、中国国内的销售
2003.06天津中发富湖弹簧厂有限公司天津中央发条制造销售汽车用缓冲件
2003.06丰田工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丰田工机生产油压动力转向泵
2003.06瑞翁化工(广州)有限公司广州日本瑞翁、瑞翁化工销售合成橡胶的化合物物品
2003.08汽三(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务三工业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无敌的商人道(11)
2003.08成都神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成都神钢建机销售维修油压挖掘机等建设机械
2003.09富来精工(天津)有限公司天津富来制造精密、特殊树脂成型零部件
2003.11天津丰通汽车设备有限公司天津丰通工程设备的设计、缝制、缝装、维修
2004.01天津丰通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天津独资构筑铁屑回收再利用项目
2004.01天津丰田通商钢业有限公司天津独资钢板冲压加工
2004.01天津双叶协展机械有限公司天津双叶产业、麦油水谷制造燃油零部件
2004.01丰田合成(天津)精密制品有限公司天津丰田合成、雅珂可生产手提电话精密零部件
2004.01协富光洋(厦门)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厦门富士机工、光洋精工、光洋机械工业生产销售转向机构、中间转动连杆及其他汽车零部件
2004.01昆山中和弹簧有限公司昆山中央发条、昆山六丰机械工业生产销售阀用弹簧、球形接头用弹簧、离合器用弹簧
2004.01丰田合成(佛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佛山丰田合成、丰裕汽车内装外装零部件
2004.01深圳长航丰海汽车物流有限公司深圳丰滕海运整车物流及装运货物业务
2004.01杭州神钢建设机械有限公司杭州神钢建机生产建设机械(重型挖掘机)
2004.02汽德克斯(天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爱德克斯，爱信精机生产销售汽车用刹车零部件、生产销售汽车用刹车系统
2004.02青岛丰和食品有限公司青岛向日本出口水洗芝麻、加工煎芝麻、出口以及在中国销售
2004.02丰田合成(佛山)橡塑有限公司佛山丰田合成汽车车体用橡胶条
2004.03天津丰通汽车零部件装配有限公司天津独资TFTM社第二工场用轮胎组装
2004.03天津马鲁雅斯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天津马鲁雅斯，环球股份弯曲加工、加工终端
2004.03天津三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天津三五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钢铁加工
2004.04北京图新经纬导航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丰田通商导航仪地图的销售、编辑与生产
2004.04丰田工业汽车配件(昆山)有限公司昆山丰田自动织机生产销售汽车、列车、叉车以及其他机械零部件
2004.05爱三(佛山)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佛山爱三工业节气门段以及其他压铸产品
2004.06淀钢建材(杭州)有限公司杭州淀川制钢所加工制造销售金属制建筑材料
2004.07上海丰虎地毯有限公司上海长谷虎纺织制造销售汽车、簇绒地毯
2004.07佛山东海理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佛山东海理化电机开关、车窗调节器、门锁等
2004.07长春通利铝合金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制造销售铝合金溶水、合金原料
2004.08广州捷士多铝合金有限公司广州大纪铝工业所制造销售铝合金溶水和合金原料
2004.08锦州日电铁合金有限公司锦州日本电工制造销售钢用特金属硅锰
2004.09日联汽车零部件贸易(天津)有限公司天津电装、日立、三菱电机在中国销售汽车用品
2004.11青岛即龙山染织有限公司青岛双日、大和纺织、东棉生产以棉、T/C为主高级衬衣面料用先染织物、衬衣面料、衬布用织物素色染
2004.11广汽丰通钢业有限公司广州加工钢板落料
2004.11业德克斯(广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广州业德克斯制造销售汽车用制动器
2005.01沈阳汽车修理救援中心有限公司沈阳电话业务、汽车救援、向会员提供各项服务
2005.01广州广汽丰通服务有限公司广州丰通设备工程向广州市和佛山市的丰田集团提供服务
2005.02广州广汽丰通物流器材有限公司广州木村联合、三甲制造销售物流器材
2005.04丸一金属制品(佛山)有限公司佛山丸一钢管、美达王向中国国内以及国外钢管需求商销售
2005．05丰田电装空调压缩机(昆山)有限公司昆山丰田自动织机、电装投资、丰田工业(昆山)生产可变容量型汽车空调压缩机
2005.08广州广汽丰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广州丰田通商铁屑、废纸的加工处理
2005.12丰特网络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北京丰田通商网络系统维护
2006.03天津碧美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天津日本颜料、东丽合成树脂的染色及化合物制品等的委托加工、制造、销售
2006.07深圳大兴丰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深圳快速服务事业
2006.09丰田陆捷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丰田输送中国生产的丰田整车的国内运输、日本生产的丰田车及雷克萨斯进口车的通关业务及国内运输
2006.11天津丰通大塚纤维有限公司天津大塚汽车用针刺法无纺布的生产加工
下页接第七章：商场如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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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商场如战场(1)
第七章商场如战场
新加坡地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三井财团成功地把新加坡变成其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形成了石油产品的完整供应链体系。在波蹫云诡的海外资源市场争夺中，这种稳固的体系进可攻，退可守，保障着日本海上生命线。
不幸的是，中国燃料油垄断企业“中航油”单枪匹马闯入新加坡，浑然不知地掉进了三井财团的大网中。在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这3家三井财团关联公司进行石油期权交易之后，中航油于2004年11月宣布总计亏损5.5亿美元。
在“中航油事件”中，实施逼仓行动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是三井物产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为中航油提供期权等期货金融衍生工具。事件中没有公开露面的三井石油也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与中航油在油品贸易中有很多业务联系。
三井石油归属于三井物产的能源部旗下，其股东名单中除了三井物产（占90%股权）以外，三井住友银行、中央三井信托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三井化学、三井住友海上保险、三井生命保险、三井住友建设、三井不动产等赫然在列。
此时，三井物产期货公司的活动也异常活跃，在中国境内的石油期货市场消息中经常能听到它的声音。天真的中国企业居然相信了期货大鳄散布的消息，错估了国际油品市场价格的走势，结果2007年10月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油荒。
作者题注
导言
在日本，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既有金融资本的背景，又是超级贸易商，主要负责日本的海外资源保障，因此早就进入国际期货市场与外国资本面对面地较量。三井财团企业之间在石油和燃料油产业上的众多联系，由此形成的强大情报交换网络。期货市场如同硝烟弥漫、随时经历着生存与毁灭的战场。对比中国企业之间各自独立、产业之间相互分离、金融与商业没有联系的现状，不免让人担心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商战中如何取胜？
第一节巨亏背后有玄机
从“做多”转入“做空”
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发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这家新加坡上市公司因石油衍生产品交易，总计亏损5.5亿美元。净资产不过1.45亿美元的中航油因之严重资不抵债，已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许多中小投资者仍旧在睡梦之中，难以置信。在此之前，中航油在新加坡一贯被视为信誉良好的公司，2001年11月上市以来，股价稳步上升，2004年更是增长了80%。
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1997年以来，由新的掌舵人陈久霖分管中航油，当时公司初期只有两名人员、启动资金只有38.4万新元。2001年年底，中航油在新加坡上市后，公司迅速成为投资者的宠儿。中航油6年间，净资产由1997年的16.8万美元猛增至2003年的1.28亿美元。陈久霖本人因此分享企业盈利的10%，2003年薪酬达到2300余万元，成为打工皇帝。
中航油几乎100%垄断中国进口航油业务，2004年的航油贸易额为19亿美元，同时公司还向下游整合，对相关的运营设施、基础设施和下游企业进行投资。通过一系列的海外收购活动，中航油的市场区域已扩大到东盟、远东和美国等地。2003年，《求是》杂志曾发表调查报告，盛赞中航油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同时，国资委也表示，中航油是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
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航油开始交易石油期权。在原油价格位于每桶35～39美元价位区间时，该公司开始“作空”，意思就是按当时市场价格卖出一定数量的货品或期权合约，等价格下跌后，实现高价卖出、低价买进的差额利润。到年底，公司的盘位是空头200万桶，中航油在交易中获利，期权交易由两位资深外籍交易员操盘。陈久霖看准油价将会在下半年开始下跌，甚至会出现跌停，决定将大量现金押宝石油跌价。
中航油做空石油，小部分是通过伦敦石油期货市场交易的，大部分是通过柜台期权市场交易的。在后来的“中航油事件”的追债者中有高盛商品部(J.Aron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巴克莱资本、伦敦标准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富通银行和麦格理银行等。其中前三家就是中间商或做市商。高盛的中文网站介绍说:高盛是场外交易市场的造市机构，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
据普华永道2005年3月30日公布的“中航油事件”调查报告显示，中航油在2003年四季度对国际油价作出下跌的预期，因此改变交易战略，从“做多”转入“做空”，开始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从2003年12月31日到2004年1月31日，中航油已亏损1100万美元，主要就来源于在石油期权交易中输给了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由于不希望让“账面亏损变成实际亏损”，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决定将盘位“后挪”。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商场如战场(2)
高盛的“挪盘”暗藏杀机
2004年1月26日，中航油与交易对手高盛的J.Aron公司签署了第一份重组协议，双方同意结束前面的期权交易而重签一份更大的合约。根据协议，中航油在平仓后，买进了更大的卖出期权。但自2004年1月签署重组协议至当年6月，油价并未如中航油预期的下跌，反而一涨再涨。到二季度，因期货产生的亏损已高达3000万美元。中航油再次选择“后挪”，在6月28日同交易对手J.Aron公司签订第二份重组协议，风险成倍扩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航油事件”发生后，2006年3月8日新加坡地方法院审理中航油一案时，法庭辩护词中对被告人中航油总裁陈久霖“挪盘”一事也有这样的叙述：“在咨询公司专业人员、高盛能源贸易子公司——J.Aron公司以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之后，由于他们全都强烈建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挪盘，陈久霖先生相信了他们的判断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当2004年6月陈久霖再次同意把所购期权的到期时间全部后挪至2005年和2006年的时候，这一做法已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到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的只允许超过12个月的上限。有业内人士认为，J.Aron公司应该向交易对家分析市场、陈述交易风险，还要判断交易对方内部操作的程序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财务能力。这些义务，J.Aron公司均未履行，甚至明知中航油贸易一部的交易员GerardRigby越权做投机交易，也没有阻止。
此时，作为中国国内能源期货的第一个品种，燃料油期货于2004年8月25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上市。三井物产这时就已经非常关注上海燃料油期货了。中国的学者们和官员们天真地以为，有了国内期货市场就有了定价权，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在大部分时间里，上海燃料油期价能提前指示出黄埔现货价格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三井物产等大贸易商和金融寡头可以更轻易地从上海燃料油期货市场获得中国买家的情报。
新华网上海2004年9月29日发出的一篇题为“燃油期货世界瞩目‘中国价格’融入世界资源市场”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文章开头写道：“一个月前，中国推出的燃料油期货让世界瞩目：国际石油市场从此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该文章还引用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姜洋的话说，“燃料油期货的上市将使亚太地区燃料油定价中心自然而然地向中国转移。”显然，正是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的燃油期货，让中国国内投机资本非常轻易地进入燃料油市场，帮助外国金融大鳄们拉高了全球市场价格，中航油的噩梦也从此开始了。
从2004年7月到9月，中航油随着油价的上升，使其只有继续加大卖空量，才有可能反败为胜。10月份，国际石油价格达到55.67美元时，中航油的油品期货合同已经高达5200万桶，中航油每年的进口量约为1500万桶，卖空投机的盘位高达5200万桶，已经超过中国航空用油三年的用量。油价在大幅上升，公司需要支付的保证金也在急剧上升。此时，中航油已经感觉势如骑虎，且因现金流耗尽而身陷绝地。
被“三井财团”逼上绝路
2004年10月26日，中航油在期权交易中最大的对手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开始逼仓，正式发出违约函，催缴保证金。在此后的两天中，中航油因被迫在美国西得克萨斯轻油（WTI）55.43美元的历史高价位上实行部分斩仓，账面亏损第一次转为实际亏损1.32亿美元，至25日的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11月29日，中航油在新加坡申请停牌，次日正式向市场公告了已亏3.9亿、潜亏1.6亿美元的消息，合计5.5亿美元。
陷入财务危机后，中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应中航油要求，为其提供了大约1亿美元的贷款。随后，中航油马上将这笔钱用来补仓和偿还部分亏损。此时，在石油期权衍生品市场上，以三井财团为首的国外债权人坚持要求中航油付款。到2004年12月7日止，已经向中国航油正式发出追债信的银行包括高盛的J.Aron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等七家公司，其债务总额近2.5亿美元。
正当“中航油事件”中的50多家债权人们谨慎等待中航油重组方案出台之际，三井住友银行忍不住首先发难中航油，对其提出了法律诉讼。2005年2月2日，三井住友银行委托律师向新加坡高等法庭递交了诉讼文件。三井住友银行在起诉文件中称，中航油、陈久霖及中国航空油料集团三方串谋隐瞒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况，以及一宗交易的实际付款情况，导致三井住友银行蒙受损失，因此向中航油索偿2636万美元欠债，外加违约及错误陈述的赔偿1306万美元。
三井住友在起诉书中还透露，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三井住友认为，在这两笔交易中，中航油均未向银行披露它已蒙受巨额亏损的情况，因而起诉中航油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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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井住友银行的起诉，中航油于2005年2月24日正式提呈抗辩书给法庭，否认需要对前者索取1306万美元的要求负责。针对三井住友银行指“陈久霖和母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指示、允许或支持中航油的职员欺骗银行，导致银行蒙受损失。”中航油辩称，由于三井住友银行在当时接受了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文件，这已经违反了托管协议，因此该银行没有权利就此向中航油追讨1306万美元的违约赔偿。
无力的抗争，最终的屈从
2005年3月16日，中航油反戈一击，将自己的债权人之一，也是期货市场上的交易对手——J.Aron公司告上了法庭。在起诉状中，中航油称，因J.Aron公司的误导而在期权交易中蒙受巨额损失，要求对方作出赔偿。J.Aron公司是高盛集团旗下专门负责商品交易服务的子公司，在新加坡纸货市场拥有多个盘口，它在中航油巨亏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中航油的第八大债权人，亦是中航油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第二大交易对家。
中航油认为J.Aron公司2004年1月和6月与中航油签署的两份协议中，对石油期权未来市场预期表述不完整、不准确乃至误导，建议原告（中航油）扩大交易量并选择更复杂的期权，这直接导致了中航油风险的放大。由此，中航油要求J.Aron公司废除双方这两份协议，赔偿因两项协议招致的损失。中航油一直强调，他们对期权产品相关的价值和风险评估缺少像被告（J.Aron）那样的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曾完全相信被告告知他们的这两份重组协议的种种好处。
2005年2月期的《中国企业家》封面文章《谁搞垮了中国航油？》中，当事人陈久霖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近年来，国际资本长期觊觎我国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和海外中资企业；国际竞争对手一直有意挤压中资企业。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三井、美国高盛公司等先是给中航油‘放账’操作期权，即在一定金额范围内不用收取保证金；后又允许挪移盘位，对挪移盘位的风险也没有说明。后来等到油价冲到历史高点时，突然取消放账、提高保证金比例，逼迫中航油斩仓。”
然而，中航油在吞下5.5亿美元巨亏的苦果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向三井和高盛低下了头。2006年1月19日，中航油同意将所欠三井住友银行2600万美元债务作为全部和最终的和解赔偿，这笔钱根据中航油所有债权人在2005年6月8日通过的安排计划条款支付。此后，2006年11月15日，中航油宣布，撤销对高盛子公司J.Aron的起诉，不再就J.Aron公司在2004年1月和6月向中航油提供的重组整体期权组合的市场建议书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中航油同时接受J.Aron公司所要求的作为债权人在2005年6月8日中航油重组方案中享受的权益。
事隔两年，中航油与三井、高盛的官司终于有了一个了结。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与“中航油事件”有着说不清瓜葛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早已满载而归。在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一份关于公司盈利情况的报告显示，总部位于英国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在2005年的财政年度（2004年4月-2005年3月）的利润是467亿日元（约4.5亿美元）。对照同年中航油的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真可谓是一家欢喜一家愁。
为了尽快还清巨额债务，中航油这2年来借助国际油价高涨之机，通过提高航空油料的垄断价格，将损失转嫁给了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2008年3月24日，《东方早报》以“中航油提前4年还清陈久霖事件巨额债”为标题报道说：“国际油价强劲上涨使中航油集团收入颇丰。中航油集团去年保障了中国民航90%以上的航油需求。从去年起，中航油每个季度航油价格都会进行一次调整。今年4月，中航油可能再次提高航油价格，将给航空公司带来巨大压力。”
第二节“3对1”的庄家赌局
实施逼仓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
在纷繁复杂的“中航油事件”背后，涉及太多的公司名称，如果梳理一下这些名称，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场围绕着一个庄家的赌局。在上面的记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井物产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三井住友银行、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中有的是中航油的逼仓对手，有的是中航油的借款人，有的为中航油提供期权挪盘的建议。然而，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三者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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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的全资子公司“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它在中航油事件中实施了逼仓行动。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于2002年成立，总部设在英国伦敦，主要为从事能源（原油、各品种燃料油）贸易的客户提供风险管理所需的期权、套利等期货金融衍生工具，同时也为一些寻求增值的套利基金进入这一市场提供服务。因此，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既与那些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基金有来往，又与那些仅为防止价格剧烈变动而进行保值的传统客户（如生产厂、贸易商）有联系。
近年来，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提供的风险管理服务吸引了大量的亚洲贸易商，从而使这些贸易商除了高盛和摩根这两家专业的投资公司以外有了新的选择。与高盛和摩根不同，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并未涉及油品市场的实物贸易，而与实物贸易有关的业务则由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兄弟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三井石油（亚洲）公司来负责。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三井石油（亚洲）都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两者业务的实质区别在于一个以金融服务为主体，另一个以贸易活动为主体。
“中航油事件”之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显得更加强健了。在三井物产的日文官方网站上，一份报告显示：2005年，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利润比2004年增加了47亿日元，达到514亿日元（约5亿美元），其中能源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量呈现强劲增长。在此基础上，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2006年的利润又增加了91亿日元，达到605亿日元（约5.8亿美元）。2007年7月,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为满足不断扩大的亚洲业务，改变过去在英国伦敦总部遥控的方式，直接在新加坡开办了事务所。
其实，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只是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的一个子公司。三井财团作为日本企业集团的代表，从战前形成到战后解体，再到重组，财团内各企业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和作为主办银行的三井住友银行在《三井帝国启示录》一书中被称为三井财团的两大支柱。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以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为核心的财团机制对以能源和钢铁为主的日本重化工业的高速化、国际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50年代末，原三井财阀（二战前）直系、旁系公司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为大财团。其中，三井银行（后称樱花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三井物产、三井不动产公司是财团的三大支柱企业，这三大企业的首脑人物形成最高领导核心，对外代表三井财团。
三井财团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百万亿日元，雇员近24万人。核心成员有24家大垄断公司，其中银行2家、保险公司2家、工矿企业15家、商社1家、大百货商店1家、房地产行业1家和运输企业2家。除了二木会成员企业外，还有未参加二木会而参加月曜会的16家直系子公司。此外，三井财团还通过贷款、持股和人事关系，控制着一批旁系公司，其中持股率超过10％的联带大中型集团公司达114家。
提出挪盘建议的“高盛J.Aron公司”
在“中航油事件”中，高盛集团的J.Aron公司是仅次于“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与中航油进行期权对手交易的第二大公司，而且建议中航油进行高风险的“挪盘”。高盛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J.Aron公司的：高盛的商品部－J.Aron公司在商品业务领域的从业经验超过100年；高盛是能源风险管理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导，协助大量的客户全面管理与能源相关联的风险；J.Aron公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机构之一，有能力在实物和金融领域进行交易。在亚洲地区，高盛商品部在新加坡、东京和悉尼办事处共有20多名专业人员。
高盛的对外宣传称，作为和600多家商业客户、150家投资者和一系列其它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合作的交易商，能够很快确认流动性的方位，并在大部分情势不明朗的市场中作出正确选择。在全球范围内，高盛的J.Aron公司在商品风险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方面曾获得顶级排名，向大量的客户提供服务。在亚洲地区，J.Aron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向亚洲的客户提供财务解决方案，帮助其管理商品价格风险。此时禁不住要问一句，高盛的J.Aron公司是如何“帮助”中航油管理风险的呢？
再来看一下高盛集团，它是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设在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其所有运作都建立于紧密一体的全球基础上，由所谓的“优秀的专家”为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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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盛集团是在J.Aron公司和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加盟之后，得以快速发展的，成为美国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1981年，高盛收购了J.Aron，进入外汇交易、咖啡交易、贵金属交易、能源等新领域，标志着高盛多元化开始，超越传统的投资银行代理、顾问范围，有了固定收入。1986年，日本住友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花费5亿美元获得高盛集团12.5%的股份，成为高盛的两家外部机构投资者之一，另一家是夏威夷的毕舍普地产公司（BishopEstate）。到1989年，高盛公司7.5亿美元的总利润中，J.Aron公司贡献了30%。
2002年时，为解冲销坏帐之急，三井住友银行出售了所持有12.5%的高盛股份。在这家日本银行将自己的股份卖掉一年以后，高盛反过来开始向三井住友银行注资。2003年2月8日，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向高盛集团发行可兑换优先股，以获得1500亿日元（约12.5亿美元）的投资，高盛因此获得三井住友银行7%的股权。三井住友银行向高盛发行的可兑换优先股发行后2至25年内可以转换为普通股，年息为四厘半。根据双方的协议，三井住友银行还向高盛提供10亿美元的亏损补偿，可能还有额外保证。
此时，三井住友银行的坏账于2002年9月底达到480亿美元。高盛如此积极购入日本银行的不良资产，此举在常人看来未免过于大胆。然而，高盛总裁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2006年7月10日就任美国财政部长）对此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注资三井住友银行是加大高盛在日本市场影响的重要机会，同时也是高盛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成功保持长久合作关系的又一举措。高盛与三井住友银行的交易还未正式达成，后者已经从中大获其利，三井住友银行股价2003年1月15日在公布高盛的注资消息时暴涨8.46%。
借贷资金的“三井住友银行”
给中航油放债进行豪赌的三井住友银行与高盛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如同手足兄弟，这在三井住友银行追讨中航油欠款的起诉书中的一段叙述就已经不打自招了。起诉书中写道：“2004年8月和9月间，中航油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欠（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和（高盛旗下的）J.Aron公司的债款，并在2004年9月将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进出口公司进行的一笔1326万美元燃油交易所得转入公司在三井住友（银行）的户头，以此为抵押取得三井住友（银行）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
高盛本身是一家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服务性公司，很多收购行动的背后都是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资金支持。2004年夏天，在外国投资者对日本武富士消费信贷公司（简称：武富士）股份的争夺战中，高盛公司从幕后走到台前，一度获得排他性的交涉权并宣称要收购武井家族的58%的全部股份。高盛此次收购项目的负责人是高盛证券（日本）公司总裁持田昌典，他与三井住友银行行长西川善文关系密迩，而三井住友银行是高盛收购武富士强有力的后盾。
最新的一个典型例子，2006年3月，为缓解财务紧张状况，三洋向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大和证券SMBC公司（三井住友银行和大和证券的合资公司）和高盛定向增发优先股。三洋最初只是希望三井住友银行投资，不料后者拉来了高盛。三洋共筹集了3000亿日元（约26亿美元）资金。作为交换，三井住友银行、大和证券SMBC和高盛共获得了三洋60%的投票权，在三洋董事会的8名董事中，这三家公司派出的董事占了5名。
三井住友银行作为三井财团的主办银行，是日本三大金融集团之一，名列全球前十大国际性金融集团第2位。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是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原三井银行与太阳神户银行合并），两家银行经营银行业务已超过120年历史，最早成立于1876年，均为日本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分别是住友财团和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住友财团和三井财团这两家银行于2001年4月1日合并为现在的三井住友银行，从而将两家财团的力量统合到了一起。截止到2004年9月底，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达92.7万亿日元。
三井住友银行在中国共设有9家分支机构，包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广州5家分行；在北京、大连、沈阳、重庆设立了4家代表处。2004年12月7日，也就是中航油宣布巨亏5.5亿美元的一个星期后，日本三井住友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正木浩三在浙江银监局领取了《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申请书》。三井住友银行杭州分行是其在长三角设立的第三家分支机构。杭州分行的设立，使三井住友在长三角地区拥有上海、苏州、杭州三个网点。三井住友银行也因此成为“在长江三角洲拥有最充实的营业网点的外资银行。”
正如前面所说，三井住友银行和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两大支柱，而且三井住友银行既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之一，又是三井物产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结算银行。此外，二者还在众多金融业务中采用共同投资的方式形成业务上的紧密联系。例如，2000年7月，三井物产、樱花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NTT通信等五大公司宣布联合成立一家网络金融服务公司（SNSC），以推进企业间电子商务（B2B）的进行。该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提供交易方的资信状况并提供债权回收、决算代理等服务，鼎力支持企业上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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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物产是一家大型综合商社，对原材料和能源业务过分依赖，它一直有加强金融业务的打算。2007年4月26日，三井物产联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决定向消费者信贷企业CentralFinance增加资本约400亿日元。三井物产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通过发行新股和可转债，分别对CentralFinance投资约190亿日圆，在债转股后，它们的联合股份可能达到40％，由此成为CentralFinance的大股东。在普通股方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获得将近15％的股份，三井物产获得约10％的股份，在债转股后，这些股份将分别上升到20％。
第三节事后现身的操盘手
借“中期公司”窥探中国油品市场
2006年3月21日，新加坡初级法院在对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涉嫌欺诈等一案进行３天半的庭审后，判处陈久霖４年零３个月的监禁和33.5万新元（约合20.6万美元）的罚款。随后，法院批准了中航油提出的重组计划，中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总持股提高到51%。另外，英国石油公司(BP)取得其20%的股票，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收购其4.65%的股权。至此，中航油似乎摆脱了三井财团的影子。但是，三井在中国的燃油市场上却变得更加活跃了。
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在日本80多家商品期货经纪公司中规模位居前五名，是三井物产的子公司。作为“综合商社”的三井物产具备两个核心职能：一是通过各种各样精心设计的服务促进国际贸易活动；二是通过全球性地调动信息、人力、财力等资源创建新的业务、新的公司和新的产业。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始终配合综合商社的两个核心职能，借助与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合作继续拥有在中国燃料油期货和现货市场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发言权。
三井物产期货公司为了获得中国资源类商品的第一手情报，于2005年11月21日与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简称：中期公司）在深圳举行战略合作签字仪式，“人员交流与信息互换”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通过与中期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加强双方人才与信息的交流，目的是深入和及时了解中国期市政策的动态，并建立与国家储备局的人脉联系。事实上，中期公司与三井财团的整体规模相比，处于完全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地位。
中期公司是由原国家物资部和商业部联合发起于1992年12月28日成立的，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市场份额最高的期货经纪公司。现在的“国家储备局”实际上就是过去是的物资部，目前由发改委代管，专门负责国家各种战略资源的储备，如石油、粮食、铜等，甚至包括粮食的种子，也有燃料油。很显然，加强与有国家储备局背景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关系，成为三井财团把脉中国资源储备和全球期货市场的重要战略之一。
受国务院1999年6月2日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约束，中国国内企业不能交易境外期货，国外客户也不能买卖国内期货。而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在金属、能源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代理业务中有较突出的国际地位。例如，三井物产商品期货公司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会员。事实上，日本期货公司的国际化离不开财团和政府的支持，这些公司业务起源都来自日本国内进口大宗商品过程中的避险需求。
三井物产借助中国国际期货公司这个伙伴，积极介入中国国内各种石油情报的交流活动。例如，2006年11月4日，由中期公司承办，上海期货交易所、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广东油气商会共同主办的“石油期货高峰论坛”上，原本是来自国内知名的石化企业、投资机构、信息咨询公司等专业人士齐聚一堂，却可以看到三井物产期货公司的首席商品策略师江守哲（EmoriTetsu）也在其中。论坛会上，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国际原油市场展望、国内原油及成品油的供需状况、以及如何利用燃料油期货创造企业价值等成为焦点话题。
来自“住友铜事件”的操盘手
著名期货公司格林集团董事长王拴红，在2005年11月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曾提到：“三井物产非常关注上海燃料油期货，因为其燃料油有三分之一卖给了中国，他们迫切希望在上海市场作套期保值。”此时，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已经成为日本期货业的佼佼者，具有三井物产现货贸易的背景和基础，原油、金属等商品交易量都很大，拥有丰富的期现结合经验，透彻研究期货与期权、期货与现货之间的关系。
三井物产开始在国际期货市场操作要比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时间早得多，因为近距离与对手过招才能获得更多第一手情报和实战经验。在早期，综合商社的期货业务与现货贸易紧密联系，首先在国际市场上套期保值和有限投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各大综合商社才开始重视日本国内期货市场，设立独立的期货经纪子公司，三井物产期货公司于1988年成立。2001年，住友商事成交量名列日本商品期货市场第一位，三井物产成交量名列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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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商场如战场(7)
在中国石油期货市场的消息中经常能听到三井物产的声音。2006年7月17日，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商品策略师江守哲指出：“本周内纽约市场8月份石油价格可能会涨到每桶80美元，到9月底可能升至每桶96美元。”次日，在中期公司对外界发布的报告中引用了江守哲的这个分析。然而，事实与此皆然相反，油价在这一时期最高上冲至78.40美元记录高点之后，就开始一路下滑，一直跌至60美元附近才有所企稳。
江守哲从1990年开始先后就职于住友商事（住友财团的综合商社）、住友商事（英国）公司、德国石油及金属集团。2000年，他开始成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商品交易首席分析师、商品战略师。江守哲在2003年就预计出油价在2004年会上升并突破40美元/桶，被业界评为第一个预测到石油价格突破40美元的人，也一度被路透社誉为亚洲价格预测最准的研究员及日本最顶级的分析师。奇怪的是，为什么中航油作为三井能源风险管理公司的忠实客户还会在2004年认为价格下跌而进行期权的“做空”操作，造成5.5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呢？
由于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金融体系已经统合为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江守哲基本上是一个在三井-住友财团内部“从士兵成长为将军”的指挥官。江守哲在日本综合商社从事大宗商品国际现货贸易的经历，造就了他对商品市场进行综合分析和风险控制的过硬素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作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分析师的江守哲，曾经是住友商事的滨中泰男领导下的资深操盘手，对石油商品市场尤其精通。
作为江守哲良师益友的滨中泰男，就是期货界众所周知的“住友铜事件”的主角，早在1991年就有操纵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市场的迹象。从1994年到1995年，由于滨中泰男控制了许多交割仓库的库存，导致LME铜价从1600美元/吨单边上扬到3082美元/吨的高位。1995年10月，在英美两国证券期货监管部门的共同关注下，滨中泰男企图操纵市场的行为逐渐败露。最终，在英美金融大鳄的联手打击下，住友商事于1996年6月24日宣布巨额亏损19亿美元。
“三井石油”浮出水面
2006年11月21日，路透社发出了一则消息称，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石油(亚洲)株式会社在石脑油（又称：轻油）贸易中亏损8100万美元。此后，进一步的消息显示，三井石油(亚洲)在新加坡的一名交易员因为判断错误，令公司在轻石油(Naphtha)市场蒙受8100万美元的亏损。该名交易员企图通过伪造的数据掩饰这笔亏损，但是11月初在例常审查中被揭发。同样是新加坡，同样是三井物产公司，如此的巧合，不得不让人又想到了“中航油事件”。
正如前面提到的，三井石油(亚洲)是中航油事件中的三井能源风险控制公司的兄弟公司，都属于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的能源部统辖，是三井物产在新加坡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进行石油产品期货交易。至2006年10月时，三井石油（亚洲）聘请有32名交易员，买卖石油及相关产品的期货和现货。虽然当时公司没有透露涉案交易员的名字，来自公司及行内的消息说是日籍的山崎言志（NoriyukiYamazaki），他是三井石油（亚洲）唯一的高级轻石油交易员。
这次三井物产出现的亏损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看涨盘口造成，因为轻石油的价格从2006年7月时的每公吨670美元的最高价位下跌了20％。换句话说，三井石油（亚洲）实际上是一直判断价格上涨而不断增加持仓量，却由于市场短时间内的急速下跌而出现8100万美元的损失。一种明显的可能是，三井石油（亚洲）手中缺少“看跌期权”的保护。虽然亏损的金额只占三井物产常年盈利的3％，但三井石油（亚洲）立刻决定结束新加坡业务单位在石油市场的所有期货与衍生合约的盘口。
作为三井石油（亚洲）的母公司，三井石油株式会社成立于1961年，是三井物产的能源部门，主要从事原油进口、精炼、石油产品销售等业务。三井石油公司作为一个大石油供应商，通过日本全国约400个站点进行汽油、轻油、煤油的销售，也向一般企业销售重油等燃料油。三井石油公司与股东三井物产及其关联企业“远东石油工业”合作，在原油进口、石油精炼、分销等环节有效推进，达到石油产品稳定供给的目的。
三井石油株式会社股东构成一览表（截止2007年3月）
概况成立时间：1961年2月18日资本金；30亿日元
年营业额：4282亿日元年纯利润：45亿日元
股东构成股东名称持股比例
三井物产89.93%
三井住友银行1.95%
中央三井信託银行1.95%
商船三井1.55%
三井造船1.15%
东丽（东レ，Toray）0.95%
三井化学0.95%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0.67%
三井生命保险0.60%
三井住友建设0.20%
三井不动产0.10%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二部分 商场如战场(8)
长期以来，三井石油（亚洲）是保障日本国内市场稳定供应的一个海外窗口，因与中航油的期货与现货贸易而成为中国航空燃料油的供应商。在大规模石油产品的贸易中，三井石油（亚洲）需要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一定数量的投机。特别是，在市场看涨买入远期期货进行大量投机活动时，必然需要买入远期的看跌期权（相当于对买涨投机的保险），对自己的盘面进行保护。显然，中航油在2004年抛出的大量看跌期权是当时三井石油非常渴望的产品。
2007年2月，新加坡《联合时报》报道：“三井物产在新加坡公司的前石油交易员山崎言志被警方逮捕，他在接受盘问后保释在外。”三井物产向东京证券交易所提呈的文告说，在三井石油（亚洲）2006年因交易轻石油蒙受8100万美元的亏损后，已决定在2007年3月底关闭这家新加坡的公司。三井物产急忙关闭其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所，不觉让人感觉诧异。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三井石油（亚洲）过去操作的历史记录再也无从查起了。
中国油荒为哪般？
2007年3月21日，在由广东油气商会主办的中国石油贸易峰会上，此时被称为三井物产期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江守哲再次表明他近几个月来一直坚持的预测，2007秋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将跌至每桶38～40美元。江守哲表示，根据历史模式，油价在峰值后的60～70周时达到低谷。对于目前的循环，低谷将出现在2007年的10～11月，价格在38～40美元/桶之间。真不知道，当初“中航油”的陈久霖是不是也接收过如此看跌的消息。
问题在于，到底有多少天真的中国企业相信了这些外国期货大鳄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对媒体散布的烟雾弹式的消息。在三井物产的江守哲3月21日发表“看跌市场”的观点同时，广东油气商会所谓的资深分析师张连碧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原油价格在2007年11月份跌破40美元/桶符合业界预期。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2007年下半年石油价格一路飙升，11月中旬的油市局面更加壮阔，大幅攀高至98美元上方，创造了历史新高。
油价暴涨对日本的石油资源开发和石油关联企业反而是利好消息，刺激了这些企业增加产能投资，销售石油产品的企业则从涨价中渔利。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这样的大商社，都从事石油类产品交易，其对石油类产品经营的依赖度分别是24%和25%。在石油涨价中，对石油依赖度大的企业，可以更多获利。据推算，石油平均价格每涨1美元，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的盈利就能净增10亿日元，只要油价上涨不引起景气衰退，这些商社就可以大赚其钱。
由于中国企业对于国际油品市场价格的错误判断，造成库存水平普遍都非常低，致使2007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油荒，广东地区尤为严重。2007年11月22日，“金羊网-新快报”刊出了标题为《两大油企紧急进口成品油“解渴”广东》的文章表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石油）通过采取增加成品油进口量等有效措施，努力增加资源供应量。与此同时，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中石化）11月份继续亏本进口成品油27.7万吨，以投放广东市场。
此时，一家国内期货经纪公司的燃料油市场周报（2007年10月20-25日）显示，不断高涨的国际油价使得广东黄埔进口油成本已近5000元/吨。中国的进口商们就是因为前期国际油价过高而终止进货，使得黄埔市场进口油库存不断萎缩，仅有15%左右的库存量，新加坡进口混调油已基本绝迹。另外，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到，未来的1个月内有大量的日本燃料油将陆续到达广东的深圳和黄埔港。其中，11月7日，“太平洋里奥”载6万吨日本燃料油抵达黄埔，中石油旗下的中国联合石油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联油）接货。
正当中国两大石油公司为燃料油紧缺而奔忙之际，三井物产却在广东为过剩的燃料油存货寻找高价的买主。2007年10月25日，三井物产以“苏菲尔”号将一船3.2万吨的日本燃料油运到广东黄埔市场，其中近1万吨交付给佛山华横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剩余的船货对国内买家来说价格高昂，则被暂时放置在英国石油公司（BP）南沙保税库中。此后，三井物产又在新加坡找到了高价买主，于11月16日将这2.1万吨存货以“海洋胜利”号装载运离黄埔港。
中石化从2007年9月以来累计已经进口成品油38.8万吨，其中汽油9万吨，柴油29.8万吨，12月份安排进口柴油42.3万吨。到2007年11月底，中石油已进口成品油41万吨，12月陆续有11艘油轮装载40多万吨进口柴油抵达国内。为此，中国油企不得不承担每吨数百元的亏损。前两年，中石化共向政府申请到150亿的贴补，2007年又再次提交申请，中国政府可能又成为最后买单者。或着不得已提高油价，这些损失最终由中国消费者承担。
第四节遏守咽喉，卡住物流(略)
“商船三井”的灰灰天网；借“中外运”之手在中国织网；“三井化学”盘据新加坡
第五节情报力与战略视野（略）
占有绝对的“信息不对称”；将“情报调研部”升格为“战略研究所”；谁在主导能源战略和中日关系？
第六节学费不能白交
“三井”上了很好的一课;中国缺失“产业主导权”；“中化公司”的前车之鉴；加入WTO后的应对之策
下页接第八章：“商人幕府”的真经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1)
第八章“商人幕府”的真经
日本财团代表的财界势力对整个东亚经济早在10多年前就做好了设想。为此，日本政府1994年出台了《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建设计划书：以东京为起点，通过对马海峡的海底隧道连接韩国，然后穿过朝鲜半岛连接中国，从中国大陆一路南下直抵香港。
由于韩国的抵制，以及中国大陆的不积极，日本财团首先将台湾作为其新干线铁路计划的实验田。从1996年开始，三井物产凭借在台湾的事业基础，积极推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的进程，并在日本成立了“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
日本财团是两岸通吃，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1997年，为争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方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就算不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的原班人马，但绝大多数都是老面孔。有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陆出面领头的是三菱商事。
与台湾“市场换政治”不同，中国大陆的高速铁路工程的基调是“市场换技术”。近两年，由三菱商事牵头的6家日本财团企业成立了“光基铁道系统公司”，采取与中国南方机车集团联合竞标的方式，成功取得中国铁路提速项目的大批订单。
从某种程度上讲，三井、三菱等大财团既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也是日本社会的幕后政府（幕府）。此时，对比国产高铁机车的夭折和韩国高铁技术自立的过程，不难看到国家工程中组建包括经济、产业、政界以及民间力量在内的“联合军团”的重要性。
作者题注
导言
在日本，财团就是幕后政府（幕府），各种经济政策实际是由财团制定的，政府只是点头而已。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统一在财团内部，特别是依靠财团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的国际公关力量不可低估，它经常游走在三井财团与被投资国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一些被投资国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不得不充当三井财团的“铺路石”与“敲门砖”。中国政府在很多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将不得不学会如何面对与日本的“商人幕府”打交道。
第一节政治挂帅显神通
日本与台湾的财团外交
2007年2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消化日本子弹头列车技术”为题作出报道称：“中国开始采用本地装配的日本‘子弹头列车’，表明中国已完成外国世界级高速列车技术的转让。根据2004年达成的一项合同，以川崎重工为首的这个日本企业联盟同意向中国合作方——南车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E2-1000的制造技术。这个联盟还包括三菱商事、三菱电机、日立公司、伊藤忠商事和丸红”。
在这里，我们忽然发现三菱商事、伊藤忠和丸红这几家日本财团的综合商社的名字。事实上，还有一家规模最大、最著名的日本综合商没有在此露面，它就是三井物产。此时的三井物产正在繁忙于台湾高速铁路建设的收尾和开通工作。全长约345公里的台湾高铁主要贯通台湾西岸，是台湾第一个，也是全世界最大规模，采取BOT模式的公共工程。台湾高速铁路自2007年1月5日通车，进行试营运，2月1日开始正式营运，2007年3月2日全线通车。
台湾高速铁路建设开始于1993年7月，政府与民间团体(台湾高速铁路企业联盟)一同携手合作，由民间投资兴建营运的BOT方式建造营运，为台湾西部走廊提升交通发展。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湾高铁），前身就是台湾高速铁路企业联盟，依据政府的《奖励民间参与交通建设条例》，全力推动民间参与投资兴建公共工程的政策，主要成员包括了五个本土企业：长荣航空公司，大陆工程公司，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富邦产物保险公司及东元电机公司。其中，长荣航空公司有着深厚的财团背景，它是台湾长荣财团的成员。
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中扮演着“幕后政府”的角色，这一点在日本与台湾的关系上暴露最为明显。台湾与日本没有外交关系，但一直视日本和美国一样重要，是对外关系所仰赖的两大支柱之一。1972年9月台日断交（中日建交），当时为维持双方非政府的实务关系，同年12月，台湾成立“亚东关系协会”，日本则成立“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作为双方交流的窗口。
然而，日本和台湾之间的紧密联系并非仅仅通过带有官方色彩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来维系，而是通过日本财团与台湾财团之间的生意往来和人脉关系巩固的。例如，日本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综合商社）与北海道拓指银行为首的联贷银行向台湾长荣集团提供了大量资金。长荣买船时，均由日本丸红商事（简称丸红）介绍，长荣航空公司购飞机，丸红也出马进行联贷，参与的日本银行达百余家，台湾一些银行想给长荣提供贷款，根本插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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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2)
台湾长荣财团的创始人张荣发早年为日本船商效力，因而与日本商界的联系较多。1978年台湾“交通部”批准长荣海运公司开拓欧洲航线，其资本额75％来自日本丸红公司，有利用日本资金与岛内航商竞争之嫌。长荣海运则一再强调，该公司与丸红之间只是普通客户关系，还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国公共关系公司出面驳斥“不实谣言”。事有凑巧的是，《国际集装箱运输》杂志上注销了一则广告文章，透露美国信俘银行贷款给丸红，然后丸红又转贷给长荣的内幕，台湾岛内舆论为之哗然。
张荣发以发展海运发家之后，又在80年代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向航空、旅馆、房地产、钢铁等领域发展。目前，长荣财团已发展成集海运、空运、内陆运输、集装箱、酒店、制造等业务为一体的跨国企业集团。除了主力长荣海运公司外，另有10家关系企业，分别是长荣运输、长荣重工、立荣海运、长荣国际、长荣货柜、立荣航空、长荣航空、长鸿营造、荣刚重工、长荣空厨等股份有限公司。显然，台湾长荣财团与日本财团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如出一辙。
上世纪80年代，台湾长荣财团投入7000万台币，成立了一个“国家政策研究中心”，用高薪将一些专家、教授网罗进这个中心，专门研究台湾如何走向独立的问题。这个中心成立后，所需经费，仍全由长荣集团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给李登辉参考。因此，长荣财团的“国家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李登辉搞台独的“智囊团”。李敖是台湾当代知名作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财阀伸手捞“国策”，“总统”幕后搞台独》一文中，将张荣发与李登辉相互勾结，从事台独活动的内幕彻底拆穿，彻底指破。
“三井物产”充当总协调人
日本财团是两岸通吃，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不难推知，1997年为“中国特需”组建的“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就算不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简称：TSC）的“原班人马”，但绝大多数都是“老面孔”。如果要梳理日本财团在台湾高铁的运作，就必须从所谓的“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的主干事“三井物产”说起。三井物产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商社，又是综合商社先驱者，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已延续了百余年。
对于三井物产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旧厦修复计划调查研究》一文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杨仁江（台北杨仁江建筑师事务所）有这样的叙述：“三井株式会社为日治时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最大财团，并与日本三菱商事及藤山集团三大资本集团在当代鼎足而立，其经济活动与殖民政策密不可分，经济事业范围甚广，除了台北设总部外，台南及高雄亦设支店，经营范围有银行及保险事业，之后跨足樟脑采制、鸦片进口业务。”
经过二战后被解散而又重新恢复的三井物产在台湾的商界和政界也都有很深的基础，但却不为人注意。2006年2月，台湾《理财周刊》对台湾三井物产董事长兼总经理小川隆访问后，发表了一篇题为《大陆风险高，还是台湾好》的文章，开头这样写到：“深耕台湾超过半个世纪的台湾三井物产公司，经营事业从民生必需品的食材、衣料，到高铁等重大建设。与商界关系密切的台湾三井，虽不常见于媒体，但却是影响台湾经济的狠角色。”
事实上，从1996年开始，在小川隆接任台湾三井物产董事长之前，前两任董事长，就已经参与开发台湾高铁的计划，从一开始的策划、宣传，到在日本成立财团企业的联合体，即“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后来，该联合体参与高铁的投标，虽然起初输给了欧洲的公司，但是后来在三井物产不断努力争取之下，高铁公司终于决定将车厢、设备的采购交给TSC来做。
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是由日本重量级企业，包括三井财团的东芝、富士财团的川崎重工、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等制造商以及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等日本四家综合商社一起出资组成；由于三井物产在台湾的经验丰富，协调这七家公司的任务，就由三井物产负责，而且三井物产的前任副社长佐藤和夫被任命为TSC的董事长。
日本财团企业在台湾拓展市场争夺商权的过程中，作为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一直以来都是充当总协调人的角色。日本商社十分了解在当地办事、揽项目时，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所以特别任用一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当地职员，这些人员有“特殊背景”即所谓的纽带关系，往往是政府官员的子女或是亲属。在日本财团企业中的这样一类当地职员，被俗称“敲门砖”。例如，有“台独教母”之称的金美龄曾担任李登辉的国策顾问，她的儿子在三井物产工作。
对于那类充当“敲门砖”的人才，日本企业一般情况下都给高薪、并协助他们办理在日本的永住手续。经过几年的培养，等这些人把日本企业当成自己的“终生职业”时，或取得日本永住身份或日本国籍后，就把他们放回原籍所在地担任项目的高级管理人员，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事公关、拉项目的工作。事实上，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本身不是制造厂家，所以它最大的财产就是人，不仅有人才，而且有人脉。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3)
以政治博弈收获经济利益
就台湾高速铁路这个项目而言，从1992年6月核定开始，就夹杂着太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1997年9月，欧铁联盟（主要厂商为德国的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击败了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取得最优议约资格。然而，与国际认知不同的是，欧铁联盟拿到最优议约资格可不是成交的“保证”。台湾高铁设定核心机电系统的投标截止期限是1999年6月，审查了日本企业联合和欧铁联盟的投标计划书，都不符台湾高铁的企划。
在真正实际作业开端的核心机电系统上，一方面，台湾高铁因欧铁联盟未降价、对是否投资高铁也犹豫感到不快；另一方面，“政府高层”私下多次表示，应该“试试看”日本系统是否可用。于是台湾高铁仍暗地继续与日方“沟通”、磋商，给了日本企业反败为胜的机会，使之与欧铁联盟处在竞争的局面。1999年12月28日早上，台湾高铁召开临时董事会，即甩开欧铁联盟，正式宣布选择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TSC）为优先议约对象。
从这里不难得知，这根本不是价格、技术的专业判断，“政治考虑”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做国际招标也是台、日官民“兜”出个模样来应付外界的幌子。在李登辉的心里，早就“钦定”了日商，只是在等待日本财团给个具体的提案、日本政府释出优惠（表示台日间有“政府关系”）乃至给予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卸任后去日本等）。1999年6月，李登辉所著的《台湾的主张》就有很耐人寻味的叙述：
“目前台湾正进行好几项重大的国家工程建设，相当于新干线的“高速铁路”即其中之一。关于高速铁路的投资，很遗憾的是，德国甚至是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层级都参与运作了，可是跟日本的谈判竟还停留在基本事项上。我们所揭示的基本事项是，第一，价格问题；第二，安全性；第三，政治考虑。这第三所谓的政治考虑是指，虽然此计画案的的确确是民间投资，但也希望日本政府能有明确支持的态度。”
通过政治博弈获得经济利益是日本财团惯用的手法。在李登辉的支持下，“台湾新干线企业联合（TSC）”最终赢得台北、高雄间总长345公里的高速铁路项目。这个由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丸红、住友商事四家大商社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东芝等三十多家日本重电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再与JR东海及JR西日本两家新干线公司技术合作，其中的主要角色当然还是三井物产，它作为联合体的干事负责推动和组织整个事业。
痛失近千亿元商机的欧铁联盟于2001年初向新加坡法庭提请国际商务仲裁，历经3年缠讼，2004年3月中旬，国际商会（ICC）做成仲裁判断，裁定台湾高铁应补偿欧铁联盟7304万余美元，加上利息，约合台币28亿多元。最终台湾高铁同意将赔偿欧洲高铁联盟新台币21亿元和解。同时，为了避免过分得罪欧洲方面，台湾高铁将日本新干线系统与欧洲高铁系统混用使用，这就造成了后来技术上不兼容的隐患。
推行新干线系统的日本公司中标后，三井物产、东芝、川崎重工等7家日本联合企业在1999年底收到台湾方面生产铁道运行有关的列车车厢、电气、信号灯等核心系统的订单。然而，以欧洲铁道系统为前提制定的欧洲标准的工序说明书在日本中标之后并未得到修改。台湾采用的是1997年订制的德国机车与法国2层客车的联合系统，但是台湾和日本都是多地震、台风的地区，隧道、桥梁也多，欧洲高铁却没这些经验。
事实上，欧洲和日本高铁系统的混用，在中国大陆高铁建设中也基本上确定了。对此，美国《商业周刊》在一则报道中这样写道：“加拿大的航空航天和运输巨头庞巴迪公司、日本的川崎重工业公司以及包括德国西门子和法国的阿尔斯通在内的一些欧洲公司，都争先恐后地要赶上中国这列赚大钱的‘快车’。目前，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重工四家公司都与国内企业建立了合资厂。”
31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4)
第二节“三位一体”的攻势
“京沪高铁”牵动日本政界要员
国家大型采购案作“政治运用”是世界各国都会用的，只是程度深浅的差异，中国和日本也不例外。针对中国大陆的高铁项目，日本采用‘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即综合商社为核心的相关财团企业与日本政界、日本经团联为首的产业组织机构互相配合的全方位营销。相对于政府和经团联为了争取中国高铁建设的努力而言，日本财团企业的准备和努力则更为实际。
拟建中的“京沪高铁”全长1300公里，被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的重点项目。从公布立项开始，就成为日、法、德这三个国家的争夺目标，三方两派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歇过。拿到这个项目，将会给承建方带来100亿美元的市场效益。日本和法国以轮轨见长，而德国则是磁悬浮的代表。为了向中国推销日本新干线技术，日本政府和民间在1995年成立了“北京-上海高速铁路计划合作推进委员会”。
日本产业界为了拿下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的生意，1997年即由三菱商事（综合商社）、川崎重工、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道（简称：JR东日本）等14个企业团体发起“日中铁道友好推进协议会”，聘请前首相竹下登（已故）担任会长，总共有70家厂商会员，其中的44家企业组成“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该会虽然仅有5名职员，但每年预算竟达3亿日元，这在日本极为罕见。
中国领导人每次访日，双方必定谈到新干线，日方必定安排乘坐和参观新干线。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乘坐了新干线，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访问日本时都乘坐了新干线。新干线固然是日本国内移动时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日方如此安排也有展示新干线的先进技术以向中国推销的意图。1998年11月，访日的江泽民主席乘坐新干线时，小渊惠三首相（已故）对江泽民说：“对中国的高速铁路项目，日本将官民并举，倾力协作。”
此后，日本通过各种场合一再表示希望参与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赴大陆访问，向中方递交了一份“日本援建中国高速铁路意见书”，明确表示日本愿意提供最先进的新干线技术和建设资金。2000年4月，日本运输省官员曾表示，中国建设北京-上海高速铁路项目时，日本不仅可以向中国出口车辆，而且要向中国转移新干线系统的最新技术。
和日本政界要员一样，以日本经团联为首的日本产业组织对争取中国高铁订单也不遗余力。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访日，当时的日本经团联会长今井敬在欢迎宴会上郑重的表示“日本没有美国的波音客机，也没也法国的空中巴士，只有一条新干线，希望中国能够在建设北京至上海的高速铁路问题上，认真考虑采用日本技术”。但中方并未因此随之起舞，日本的几番努力，朱镕基总理回答的总是一句外交辞令“欢迎投标参与国际竞争”。
经团联会长（“财界总理”）披挂上阵
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较热衷采用磁悬浮技术，日方一度沉寂下来。为了争取中国内地第一条高铁的生意，法国和德国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频繁活动。2002年底德国总理施洛德去上海，与中国领导人共乘磁浮列车，然后续访北京，表示德国政府愿给予全面的支持。法国也积极表示愿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然而，“中国工作”着力最深、动作最频繁还是非日本莫属。
2002年8月13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作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宋健表示与日方商讨有关新干线合资事宜。2002年9月，宋健访问日本期间，日本许多媒体纷纷报道说：“中国政府在京沪线1300公里的计划中对日本型新干线重新表示兴趣”。随宋健到日本访问的，还有铁道部高速铁路办公室副主任华德洪。日本媒体报道说：“华德洪谈到京沪高速铁路，并说新干线是最好的模式。”由此，日本各界又掀起一波出口新干线的热情。
作为一个坚定的新干线支持者，经团联新会长奥田硕在2002年多次表示，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从技术造价上，新干线技术是最有竞争力的。他建议，成立一个“日中高速铁路联合委员会”，用来推动进程，甚至说“只要建立了这个委员会就表明日本已经获取了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权”。在日本经团联的建议下，日本甚至把承建京沪高铁提高到“两国友好”的高度。
奥田硕既作为有“财界总理”之称的经团联会长，自身又是三井财团丰田公司的会长。当时，丰田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美国汽车业界三巨头(通用、福特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总和。奥田硕担任会长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新经团联），前身是经济团体联合会(原经团联)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这两个团体在二战后50多年来一直被称为“财界大本营”和“财界劳务部”，2002年5月28日宣布合并，统称“经团联”。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5)
原经团联成立于战后初期的1946年8月，主要由日本制造、贸易、流通、金融等行业团体和主要大企业组成，会员总数达1207家，是这些大企业的利益代表。它在宏观经济政策、税制等国家重要经济问题上向国会、政府、政党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具有政府经济智囊库功能。经团联的会长又被成为“财界总理”。特别是1994年之前，经团联一直负责协调各企业向政党提供的政治资金规模，对政党支持影响力巨大。
2003年5月，奥田硕曾计划率领经团联访华，主要推销新干线技术，但“非典”扰乱了行程。3个月后，《中日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奥田硕重燃访华念头，当然还是为了兜售日本新干线。但恰好此时“齐齐哈尔毒气泄漏事件”发生，中国对日敌对情绪高涨，中国方面难以安排高层晤见，行程再次推延。此时，奥田硕告诫日本人，京沪高铁建设权的竞争是长期的，并且希望日本厂商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投标的准备工作。
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
2003年7月1日，许多国内媒体都报道了秦沈铁路客运专线开通运营的消息，引起了各方重视。这是因为秦沈铁路客运专线是当时中国速度最高的铁路，它设计时速200公里，并预留了今后升级为时速250公里的条件。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列车在这里曾创造了时速321公里的试验记录。虽然秦沈铁路客运专线还不是高速铁路，但是一旦中国铁路熟练地掌握了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势必将缩小今后引进的范围。
随后，日本从2003年夏天起发动另一波推销攻势。2003年8月3～6日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带着大礼──低利日圆借款（即ODA，日本政府经济援助）到北京拜见国家领导和铁道部负责人。原本从2001年起，日本对中国援助已逐年锐减，而如果大陆肯采用新干线，日方愿意再提供巨额资金援助。然而，中国政府方面一贯明确表示“采用哪种技术，正由中国专家做论证”，无论日方如何“利诱”，中方都没松口、偏向日本。
在日本国土交通相扇千景2003年8月的努力失败后，针对中国当时强烈的反日情绪，经团联会长奥田硕甚至向外界保证，即便获得了建设权，拥有“日本军方背景”的三菱重工，将不会参加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奥田硕显然认为，自己同中国的良好关系将有助于为日本拉到选票。2001年中日贸易摩擦时，奥田硕也是日本企业界中第一个站出来指责本国政府的人士。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他就特地发来贺电。
从2003年11月23日开始，以奥田硕为首的代表团开始了中国之行。这被日本看作是对华民间经济外交的“处女行”而被寄予厚望。这也是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首次面晤日本经济界领导人。出发前，奥田硕曾反驳日本国内不赞成新干线出口给中国的人士说，这是一个绝对应该争取的事业，“中国的高速铁路计划不单是京沪之间，是涉及将来中国全国多条建设路线的计划，况且日本透过展示先进技术，可促进企业向中国出口”。
2003年11月24日，中国总理温家宝会见了奥田硕。会谈中，中方一直回避新干线这个话题。于是，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一向颇有绅士风度的奥田硕，被迫向温家宝总理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新干线的事情，是有进展还是为时过早，我们希望能从温总理这里得到信息。”温家宝总理的回应是：“我们有必要听取广泛的意见”，以此希望日方能够理解这件事情需要时间。这使得日本方面依然无法摸清中国方面的态度。
“三菱商事”担任主干事
日本综合商社拥有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和复杂的关系网，在当地的商权争夺战中拥有巨大的优势。在综合商社的组织下，日本财团企业的综合实力要明显强于德国和法国公司。2003年11月9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篇题为“冀望京沪高速铁路：三菱商事全面合作联想”中报道说：“三月份（2003年3月），三菱商事赢得了中国方面6亿美元的燃气轮机的投标。对京沪高速项目，三菱商事非常积极。”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6)
在谈到“决定京沪高速最后谁胜出的因素有哪些？”时，三菱商事常务执行董事、中国总代表武田胜年说：“在中国方面，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做最实务性工作的铁道部或者是铁路经营公司，他们更多地考虑例如价格、技术、软件硬件、交货及时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政府，以发改委为主的国产化问题，即技术引进问题；第三方面，可能就是外交或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武田胜年很有信心地表示，上述的第一方面可以解决。
三菱商事作为高速铁路日本联合会的主干事，一直扮演着产业组织者的作用。武田胜年认为：“在未来几年的中国铁路建设中，日本企业有很大优势。在产业合作方面，日本铁路建设和欧洲不大一样。欧洲的铁路技术，掌握在西门子等公司手里，而日本的基本技术掌握在日本铁路公司。根据日本铁路公司的要求，厂商进行生产。因此在日本铁路公司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可以按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有利于铁路设施和设备的国产化，以及技术转移。”
当然，三菱商事中国总代表的话仅仅是日方推销中用的技巧，这场关系到以后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方向和上千亿巨额订单的巨大博弈中，无论是中方还是外方都不得不站在企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上考虑，日本的无所不用其极也无可厚非，因为巨额订单不仅直接可以给日本铁路公司带来盈利，也可以拉动相关制造业的全面发展，甚至可以通过中国高铁项目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中国大陆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和台湾高铁跌宕起伏的争夺战似乎有类似的地方。同样是日、法、德为首的三国争夺，在竞争的初期日本企业也并不占上峰，但是随着日本“三位一体”的营销策略展开和推进，优势逐渐被日本企业掌握。中国大陆要比中国台湾在主动权上要好一些。比较不同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市场换技术”，而中国台湾当局选择的是“市场换政治”。
第三节进军中国“大提速”
日资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
2007年4月13日，人民网消息：行驶在铁路上海南站至杭州之间的动车组列车喷上了“和谐号”名称，这也是中国铁路第六次全面大提速的标志。“和谐号”CRH动车组成为了我国既有线时速200公里及以上旅客运输的主力车型。“和谐号”CRH动车组主要产自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青岛四方客车股份公司（简称：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和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其中上海铁路局的车辆采购自南车四方机车公司。
早在2004年5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出一条消息：日本川崎重工、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东日本旅客铁路等6家公司将参与中国现有铁路提速项目的招标，近期已联合成立“光基铁道系统公司”，该公司将通过川崎重工向中国出口相关技术，中国的“南车四方”将成为本次招标的窗口，如果日本企业竞标成功，将成为日本高速铁路技术向中国转让的首例，并成为日本企业介入中国新干线铁路市场的突破口。
为实现计划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国内现有铁路提速项目，铁道部于2004年7月28日就京沈、济青等5条铁路欲引进的新型列车实行招标。作为中国第6次铁路大提速，此次高速化的路线有北京至沈阳、济南至青岛等5条现有线路，总长约2000公里。日本财团企业决定改良日本东日本旅客铁路（简称：JR东日本，新干线的运营公司之一)的东北新干线“疾风号”车型(即新干线“隼”型的派生型)参加此次竞标。
至今，很多人仍对2004年7月28日那场“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记忆深刻，因为这场招标会曾一度由于日本方面的参与竞标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后，引进日本新干线高速铁路技术对中国而言成为了政治问题。许多中国人通过网上签名等活动反对引进日本新干线。正在着力推进铁路高速化的中国政府部门（铁道部），也不得不对引进新干线采取谨慎态度。
对与日本川崎重工的合作，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曾作过解释：一是川崎重工的机车车辆制造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二是四方与日本川崎重工有近20年的合作历史，四方机车公司既接受过川崎的宽轨转向架技术转让、不锈钢车体设计和生产的技术转让，也与川崎合作生产过向日本JR公司出口的转向架。随后，日方向中国提供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JR-EAST）生产的最新‘疾风’型新干线车辆在中国组装，机车生产则由川崎重工来做。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7)
包括川崎重工在内的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的新闻发言人是三菱商事的神原先生。但是，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电话釆访他时，神原先生回避谈论这个话题。最终事实证明，6家日本公司成立的“光基铁道系统公司”与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联合中标了铁道部6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订单。日中联合体这次中标成功，对中国政府就长达1300公里的京沪高速铁路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产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响，发出了日资将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中国铁路建设的信号。
秘而不宣的第二次招标
铁道部第一次招标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签字仪式是在2004年10月20日下午举行的，地点是北京中国通用技术大厦。当天气氛相当热烈，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铁道部运输局以及发展计划司的官员、中国南车集团和中技国际招标公司高层以及川崎重工株式会社社长，日本联合招标体的其它公司也都到场。当天签署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转让协议》和《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国内制造合同》等重要文件。
按照技术转让协议，作为技术转让方川崎重工应负责对南车四方机车公司包括设计、工艺、生产、管理等岗位的300人左右进行培训。2005年，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一个培训团队在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许韵武带领下到日本川崎车辆厂接受培训，学习和消化日方的管理经验和制造技术。回国后，他们承担了对其它技术人员的培训。2005年8月17-19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举办了首期专题培训班。到2005年8月，公司已经派出采购、设计等4个团组出国接受培训。
铁道部2004年的这次“时速200公里高速列车的招标”是第一次，被外界还是多少捕捉到一些信息。但第二次招标则是完全封锁了，事后《商务周刊》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第二次招标从2005年初开始组织筹备，6月份开始招标，９月份基本结束，目的是采购运营速度为300公里／小时的新型列车。这次招标是在2004年140列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技术引进和招标采购的基础上进行的，继续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
这第二次“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招标未公开发公告，采用了小范围内展开报价和谈判的“竞争性谈判”方式。2005年11月22日，日本几大主流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新闻》均在靠前版面以头条方式报道了这一消息，新加坡中文媒体《联合早报》也对此事进行了初步报道。2006年初，铁道部运输局有关官员透露，动车组第二次招标采购已经取得成功。在此次招标中，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仍然作为铁道部的代理方。
2006年1月23日，一则消息引起了业内的关注。当天，南车四方机车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国家开发银行在今后的三年时间里，将为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时速200—300公里高速列车研制等国家重点项目提供开发性金融贷款150亿元人民币。此时，南车集团已经获得了铁道部60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列车的订单，并已开始组织生产。
至今，南车集团对第二次招标仍讳莫如深，因为南车集团的高层承担了很大压力。由于历史原因，中日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那条敏感神经。事实上，第二次竞标中，川崎重工仍然是与三菱商事、日立制作所、三菱电机、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等5家大企业出资，通过共同成立的“光基铁路公司”来竞标。作为6家日本公司联合体统一的新闻发言人，三菱商事始终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
在这个“６家日本公司联合体”中有３个成员是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丸红商事、伊藤忠商事。有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上这６个公司仅是主要参与者，还有其他的日本综合商社（是三井物产、住友商事的可能性很大）也参与了高速铁路竞标项目。综合商社在联合体中主要执行贸易和公关事务。这些综合商社公关能力非常强大，正是这些综合商社在操作竞标的主要工作。同时，他们也在对各相关机构进行游说公关活动。
“和谐号”，异乡的新干线？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8)
在国务院2006年2月批准的京沪高铁立项方案中，正式确定采用轮轨技术。这意味着曾争论了将近10年、一度呼声甚高的磁悬浮技术最终出局。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司也证实了，京沪高速铁路采用高速轮轨技术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确认了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可能性。京沪高铁项目全线按最高时速350公里、运行时速300公里设计，一次建成高速铁路线路1320公里，预计总投资将达1300亿元左右。
2006年3月8日，中国订购的日本新干线列车运抵青岛码头，这是日本川崎重工抢夺中国高铁投资盛宴努力的一部分。同一天，《经济观察报》刊出报道：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表示，投资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京沪高铁正式批准立项，力争年内开工，并且有意强调其修建技术将完全依靠自主研发。至此，在经过16年之久的论证之后，以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为起点和终点的京沪高速铁路终于获准正式立项。
2006年12月2日-3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问了中国，期间除拜会国务委员唐家璇之外，还与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进行了会谈。在3日下午，冬柴铁三访华的媒体吹风会上，一位日本NHK记者抛出的问题，引起了在座记者的关注：“和刘部长见面时，是否谈到了日本新干线与中国未来高速铁路的合作问题？”冬柴铁三回答：“刘部长对日本新干线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与日方展开合作，但我们没有就此进行实质性的探讨。”
而在日本，每一次日本外交官员亦或民间组织就此事访问中国，主流媒体都会及时曝料个中进展。2007年1月28日，中国第一列子弹头高速列车正式投入商业运行，从杭州开往上海。日本媒体甚至将这趟从上海到杭州的标有“CRH”（和谐号）的动车组称为“异乡的新干线”，或“日本新干线中国版”。日本记者随车进行采访，日本国家电视台NHK在当天傍晚以《中国新干线》为题播出了这一专题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特别播放了记者采访一位中国乘客的镜头，那位乘客对这辆国产品牌列车赞叹不已，骄傲的神情溢于言表：“中国能够生产这么好的列车，说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然而，随着日本媒体一波又一波的宣传攻势，CRH遭遇到中国的民族情绪，甚至于被网民译成“耻辱号”。此时，随着日本“疾风”E2-1000新干线车型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中国品牌（“CRH2型”）列车投入运营，日本企业迎来了新的曙光。
任何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在对外合作中都会慎之又慎，具体到京沪高速铁路项目，除了价格因素之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包括：是否有技术转让、转让的百分比、所使用车辆等设备是否部分在中国生产，以及国与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好坏等等。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冬柴铁三访华期间，一位日本驻京记者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如果明年能够实现温家宝总理或胡锦涛主席访日，我相信对中日在铁路领域的合作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2007年4月4日，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并称这次访问是“融冰之旅”。引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此次访日过程中从东京前往京都时，没有循例乘坐新干线，而是选择了乘飞机。日本媒体猜测认为，温家宝总理刻意避开了乘坐新干线，表明不把“引进新干线技术”作为政治交换。
时至2007年12月22日，南车四方机车公司董事长江靖宣布：中国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列车(CRH2-300)竣工下线。当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强调：时速30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是由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是中国铁路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铁路客运装备的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动车组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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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商人幕府”的真经(9)
躲在喧哗背后的三井财团
正当中国人为国产“和谐号”高速列车而无比自豪的时候，一直在台湾高速铁路项目上奔忙，而未曾在中国高速铁路争夺战上公开露面的三井财团，其实并没有闲着。早在2003年8月18日，三井物产通信交通部本部部长长尾寿彦率东急车辆株式会社访问了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随后，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2006年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三井物产和日本另一家公司和长春客车厂三家公司合作正在重庆建单轨项目”。
此时，作为三井财团的产业组织者，三井物产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开始发力。重庆市轻轨二号线是由三井物产控股的朝阳贸易株式会社（简称：朝阳贸易）通过长春客车厂引进日立公司的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于2005年6月18日正式开通。随后，三井物产、朝阳贸易、日立与重庆轨道交通总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等中国企业共同以股东和发起人身份于2007年9月组建了“重庆单轨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希望推动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日本，三井物产、三井物产交通系统、东芝、东急车辆制造、日本电设工业、大铁工业于2001年从法国Rollindustry公司引进技术，开始积极联合开发“橡胶轮胎式单轨双向导向的轻轨交通系统”，并租用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的部分用地，建设了总长度400米的试验线路，使用3节车编组的列车从2005年5月开始至2008年进行约3年的实车试验。这个交通系统已经被中国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在2007年正式运营。
借助北车集团的长春轨道客车公司这个平台，三井物产的关系企业还顺利介入到了北京的地铁建设之中。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而北京地铁五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空气制动系统及空调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住友商事、日立和永济电机厂的联合体，北京地铁十号线工程电动客车电气牵引系统及空气制动系统招标项目的中标人是三井物产、东洋电机和湘潭电机的联合体。
与此同时，三井物产又从南车集团的南车四方机车公司成功切入到北京地铁项目中。2006年5月25日，北京地铁车辆更新项目——北京地铁一号线消隐工程电动客车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在京隆重举行签字仪式。在欢快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中，南车集团董事长江靖分别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董事长王德兴和北京国际贸易公司、湘电股份、东洋电机、湘电东洋、三井物产代表在电动客车整车采购合同和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上签了字。
事隔一年之后，2007年10月12日，成都地铁1号线17列102辆地铁车辆及牵引制动系统采购合同签字仪式在蓉城隆重举行，南车四方机车公司为整车的制造集成商，由三井物产、三井物产成套设备系统、东洋电机、湖南湘电东洋电气、湘潭电机组成的联合体作为车辆电气牵引系统和空气制动系统（列车的“中枢系统”）的供货商。此时，三井物产还在组织财团的关联厂商积极参与天津地铁的投标工作，不断将触角延伸到更多中国城市中。
在中国大陆，东芝公司实际上部分替代了三井物产的综合商社角色，发挥着三井财团在电气制造领域的产业组织者作用，早已吞下了中国铁路电气装备这样一块现成的肥肉。2002年8月28日，东芝与中国大连机车车辆共同出资在大连保税区成立了“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生产、销售和维修保养铁路机车(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及城市、城际交通车辆用电气产品为主。该合资公司成为东芝公司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铁道车辆电气产品制造基地。
大连机车车辆厂是中国著名的大型国有内燃及电力机车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机车厂家，而“大连东芝机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包括：铁路机车、城市及城际轨道交通车辆牵引用主变流器、辅助电源装置、监控系统、车辆信息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可见，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通过在大连的这家合资企业可以非常便利的介入到中国铁路大提速、京沪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所有重大铁路电气化项目中。事实上，东芝已为中国的铁路和大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城市交通提供了许多电气产品，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曾经在2007年6月12日采访了东芝公司总裁西田厚聪，然后这样写道：“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巨贾大亨”（指西田厚聪），竟是学政治出身的——早年他在大名鼎鼎的东京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喜欢德国政治哲学的西田厚聪，经常爱说这样的话：经济学关心人与物，政治学却告诉你人和人怎么打交道，所以政治和经济，都是关心人的利益”。这篇采访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在交通领域特别是最近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中，东芝已确定了180台的铁路机车订单目标。”
第四节陨落的“中华之星”（略）
中国高速铁路的民族梦想；“中华之星”与“日本之星”的不同命运；
“外国芯”使国家战略安全存在隐患
第五节韩国为什么能？（略）
日本垂涎韩国高铁项目；韩国全面消化吸收法国技术；“现代财团”成为中坚力量
第六节呼唤“中国产业军团”（略）
仅以市场就能换来技术吗？；防止西方列强的殖民化；“财团体制”和“官产协调”筑就产业竞争力
下页接第九章：谁在觊觎“核按钮”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1)
第九章谁在觊觎“核按钮”
根植中国电力市场多年后，嗅觉灵敏的三井财团近年来开始在核电设备制造和核燃料领域集聚力量。此时，中国新能源政策正在形成之中，其中核电的地位被大幅度提升。根据规划，中国将在2020年前建造40座核电站，这意味着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
2006年，中国春节刚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瞄准了中国市场，以目眩的54亿美元高价收购了有“核电鼻祖”之称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此后，以日本财团企业为核心形成了世界三大核电联盟：东芝-西屋、三菱-阿海法、日立-通用。
随后不久，中美两国于2006年12月在北京签署了核电技术转让谅解备忘录，中国引进西屋电气的核电技术，建设四台核电机组。2007年7月，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与东芝率领的西屋电气联合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80亿美元的合同。
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石川岛播磨重工在核电领域积极配合财团的整体战略，通过与中科院建立联合研发中心，切入中国重大装备制造和工程建设领域。三井财团旗下的三井造船还将部分核电资产出售给韩国斗山重工，曲线进入中国核电设备市场。
在中亚地区，三井物产、丸红、伊藤忠和住友商事等综合商社奋力争夺铀矿资源。而东芝将自己持有的西屋电气10%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将其纳入“三井共同体”。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作者题注
导言
东芝与三井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1893年被当时的三井财阀收买。二战以后，日本财阀被美国占领当局解散，东芝也随之脱离三井财团独立发展。二十世纪50、60年代，面对加入关贸总协定（今WTO）后的外来竞争，日本财团重新联合，东芝加入了三井财团的总经理会“二木会”，又回到三井财团体系。近年来，虽然三井物产在东芝的经营活动出现的频率逐渐减少，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东芝的“去综合商社化”。事实上，综合商社的精神早已融入这个制造业企业。
第一节悄然的渗透
“三井物产”是“东芝”的引路人
日本二十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后，三井财团的制造厂商如东芝等企业，开始渐渐把工厂建到海外。随着日本这些制造厂家走出国门，他们对于走出去的套路——当地的法律、人脉、政府关系、当地的合作伙伴等，都不了解，不清楚，懂得这些套路的人才又极其缺乏。而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国外早已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事务所、代表处，已经在世界各地建成了国际商业网络。所以当东芝需要到国外做事情时，三井物产就成了引路人。
三井财团进入海外遵循一条规律，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始终是开路先锋。从全球产业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中国新兴产业和新兴市场上，三井物产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地开拓新贸易机会、创建新产业。三井物产对中国投资有近200家三资企业，包括有：东芝大连、北京四通松下电工、上海森茂、大九国际物流等企业。三井物产通过政府公关、资金支持、市场活动、商情交流、资源开发，为东芝等财团成员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服务和支持。
自1979年起至今，由三井物产出资每年选派中国商务部及其下属企业工作人员赴日本、美国著名学府进行国际贸易课程的短期进修，目前已达100多人，从而与中国政府主管经贸的负责人建立起密切联系。1990年以来，三井物产出资100万美元，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三井教授基金”，聘请国外知名教授主持国际经济讲座，名义上为培养中国未来的经贸人才做贡献，实质上是通过高校平台建立与政府的人脉联系。
在三井物产的引导下，1991年9月25日，由三井物产、东芝、昭和电线共同出资成立了“东芝大连有限公司”，这是东芝集团在中国投资的第一家公司，绝大部分生产线都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的，大连只是被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基地。东芝大连有限公司横跨电子、机械和医疗器械三个行业。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有：工业用的中小型电机（是为风力水力机器、工作机器、搬运机器等提供动力的工业用马达）。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2)
1995年，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成立，此举强化了东芝对在华企业的综合管理职能和战略制定职能，由此东芝在一些专业领域代替了三井物产作为财团的产业组织着角色。迄今为止，东芝在中国设立合资、独资公司达65家，投资总额逾80亿人民币，员工总数约23,000人，2006年事业规模（在华销售额+对华出口额）约664亿人民币。如今，东芝公司在中国市场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庞大体系，以“综合商社式的组织形态”演义出制造业的辉煌。
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进入中国这36年的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东芝多年来一直努力提供最新的商品，引导中国高端消费者的需求。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彩电、冰箱，90年代的笔记本电脑、背投电视、最近的复印机、液晶电视等。二是，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以电力方面为中心，东芝高效、先进的技术占据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制高点。2006年，东芝成功收购“美国西屋电气”这家核电公司，瞄准中国巨大的核电市场。
现在的东芝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业的综合商社，经营方式从传统的生产产品转变成为“编组产业链”。就能源项目而言，东芝不仅仅做核电，而且火力和水力发电、输变电、配电等方面无所不包。在中国，东芝在能源产业的经营规模远远胜过人们所熟知的电子信息产业。东芝（中国）公司在电力设备、发电站方面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有很多合作，并期望在相关技术的转让、发电站设备的选用、合作设计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大进展。
被“涉嫌贿赂”的阴影所笼罩
人脉关系分布在综合商社所有的关联交易中，但是人脉如果超越了准则，不遵守法律、社会责任，就会伤害公司形象，对企业发展最终是不利的。北京《法制日报》所属的《法制与新闻》月刊2001年12月号披露，美籍华人方复明、日本人永濑国男在东芝公司参与的浙江北仑港发电厂、嘉兴火电站等重大国际招标项目中，涉嫌替丸红、三井物产等日本商社贿赂国家电力高层官员。此后2年，日本企业在电力项目招标中都无法摆脱这一阴影。
在1985年参与北仑港项目竞标时，丸红商事（三和财团的综合商社）投标图纸上的某些数据并不符合招标书的要求。项目中的几个关键人物都被收买后，丸红公司的竞标一路绿灯。最终，丸红公司成功取得了北仑港项目的承揽权，引进了东芝公司的成套设备。北仑港发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00万千瓦，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2002年被中国电力行业主管部门授予国际一流发电企业称号，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获这一称号的企业之一。
1998年8月，我国开始运作嘉兴火电站项目的融资事项。当时，与三井物产一同竞标的还有英国、法国的公司等，中方是浙江省电力公司。三井物产通过中间人永濑国男、方复明等人“接触”国家电力公司的多名领导，最终得以中标。2000年，国家安全部门将此案侦破，一批受贿官员被逮捕。据北京市检察院的侦查员介绍，在这起案件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受贿的官员，但却因苦无证据而无法定罪，有的甚至连某些单位的司机也被牵扯其中。
不仅如此，三井物产在俄罗斯的项目也惹了麻烦。2002年9月4日，三井物产宣布，由于在一项政府资助的发电厂建造计划中涉嫌贿赂，总裁清水慎次郎及会长上岛重二辞职。清水慎次郎及上岛重二的呈辞，源于一个月前三井物产两名雇员干预俄占北方四岛之一的国后岛一项有政府支持的发电厂工程的投标过程而被拘控。有媒体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调查了这宗贿赂案，准备控告三井物产违反禁止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例。
如今，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在中国某地建厂，采用了自己的方式与当地政府打交道。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东芝在提升社会影响力时对细节的把握，东芝（中国）总裁平田信正参谈到∶“我们在江苏常州有一个变压器工厂。每年我们都会向常州的中小学开放工厂，让学生们来看生产制造过程。学生们看到巨大的变压器在工厂里组装时，会有一种感动，而我们看到学生们能在这里对东芝、对社会有所了解时，也油然的产生出一种感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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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3)
积极备战能源领域，特别关注核电
2004年6月30日，国务院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能源战略。为落实《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实现规划目标，2005年6月，国家发改委启动规划提出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并对实施工作进行具体部署。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中国争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比例提高10%。国内外有关企业可从中获得1000多亿元的商机。
在国际商业竞争中，做一个“保守”的企业无异于自杀，而进行诸如能源建设等无法直接与最终客户接触的项目，广告失去了意义。三井财团的企业各显神通，凭借其强大的综合运营业务网络，随时洞悉中国各地的情况，擅长从人脉入手，打通各级关系，争取项目，在这一关键点上的把握显示出了相当深的功力。政府、高校和研究院的公关就显得格外重要，政府代表管理和决策的权威，高校和研究院代表了专业和技术的权威。
早在2001年12月，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简称：石川岛播磨)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一员，与中国科学院在东京签署了“关于开展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在今后5年内，双方将就能源和环保领域的高技术研究与开发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事实上，石川岛播磨与中国科学院从1998年就已经在利用城市垃圾制造肥料和垃圾衍生燃料，以及利用城市垃圾、垃圾衍生燃料和低质煤炭制造混合燃料发电等方面开始进行交流活动。
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分别在2001年、2004年起，开始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内设立了东芝专项奖学金。东芝和清华大学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清华东芝奖学金”，从2001到2005年的5年间，东芝公司共向清华大学捐款超过130万元。清华大学在能源领域特别是核能领域有着很强的优势。2004年3月，中国华能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清华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推进高温气冷堆的产业化工作，并力争在2010年建成一座HTR-PM示范电站。
2004年8月，《经济》杂志刊登了《东芝的中国核电计划》一文，其中提到：“美国正在向中国推销他们的核电技术，美国虽然有反应堆的设计能力，但装备制造是由日本东芝这样的厂家进行的。”2005年12月6日，东芝新任社长西田厚聪在上任伊始就访问了清华大学；12月13日，东芝公司首席技术官东实先生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此时，东芝(中国)有限公司核能部部长金子到手上有大量的翻译成中文的介绍资料，抓紧机会向中国推荐他们的核能技术。
看重大学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三井财团不仅把中国当成一个生产基地，更真正地把中国当作了一个消费市场。进入到21世纪后，三井财团开始把中国的科研力量也纳入到自己的全球战略中。日本大使馆经济部一秘千叶明这样说过∶“日资企业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投资加大以后，新的趋势是日资企业开始重视北京地区的科技力量，开始把研发机构、研发企业设在了这里。日资企业开始增加了与北京地区的大学、科研机构的交流。”其实，三井财团更加看重的是中国大学、科研机构对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
为了加速进军中国市场，2006年3月，三井物产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办了“北京大学三井创新论坛”（简称：北大三井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七届讲座。该论坛的召开得到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北京市政府有关领导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出任北大三井论坛理事长，同时他还在2004年促成了由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团法人日本国际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的“中日高级经济论坛”。
第一届北大三井论坛上，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发表了主题为“资源、能源、环境领域中三井物产的创新战略”的演讲，确定了北大三井论坛关注中国能源领域的基调。北大三井论坛自2006年以来的七次讲座的主讲人依次为：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三井住友保险会长井口武雄、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国家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曹健林。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4)
面对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节能和环保的热切关注，包括东芝在内的三井财团企业群利用自身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全面塑造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大企业形象，增加社会认同感，最终赢得了中国市场。为了加强在这一领域的声音，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2006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北京科博会“中国循环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了题为“循环经济中三井物产的探索与创新”的讲话，这一举动非常耐人寻味。
紧接着，2006年9月2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清华大学的关系企业“泰豪科技”一起合作，针对办公楼节点、节能方面的管理，成立“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签约仪式上出席的政府领导有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北京发改委员会节能中心主任陈怀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等。陈怀伟主任在签约仪式上还介绍了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
第二节从“三峡”到“2008奥运会”(略)
大型能源项目均有“综合商社”的身影；东芝布局中国配电设备产业；以整合的实力经营中国电力市场
第三节抢占中国核电市场
从“哈电集团”发力中国核电产业
2004年9月，中国将浙江三门、广东阳江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尽管竞标结果一再推迟公布，但美国西屋电气公司(WH)获得其中部分项目的可能性甚高。与此同时，与东芝关系密切的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简称：哈电集团）和韩国斗山重工联手，准备投标秦山二期扩建项目蒸发器。另外，哈电集团还与美国西屋电气、日本三菱重工、意大利安莎多等公司深入接触交流，为投标做好充分准备。
2004年月11日—12日，20位中国著名核电专家于聚首在哈电集团，商讨中国核电发展，表明了中国把核电发展作为今后20年重点开发领域，从而坚定了东芝进军中国核电的信心和决心。11月30日，在岭澳二期扩建项目核电常规岛投标中，就岭澳二期汽轮机、发电机、冷凝器、低压加热器、汽水分离再热器等，东芝和三菱重工分别与哈电集团作了投标方案，将标书交给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表明东芝的“中国核电战略”正在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2005年7月，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于决定将旗下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出售，开价18亿美元。出售消息一出，15个买家蜂拥而至。除了东芝，还包括法国的阿海珐集团（Areva）、美国通用电气（GE）与日本日立（Hitachi）的收购联盟、三菱重工（Mitsubishi）和美国华盛顿集团（Washington）等。其间，美国总统和商务部长甚至通过外交渠道，为本国竞标公司向英国政府游说。但是，东芝连续抛出高价甩开了对手。至2006年1月，东芝以高出对手10％的价格获得独家谈判权。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被称为“核电鼻祖”，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核电设备制造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所使用的民用核能技术，几乎都来自这家公司。1999年，英国政府控制的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以11亿美元收购了当时美国CBS公司控股的西屋电气的核电业务；次年，又以4.85亿美元收购了ABB公司的核电业务。两者整合后，成为今日的西屋电气。
西屋电气如此抢手，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已参与中国第三代核电站依托项目的核岛技术招标，即广东阳江、浙江三门4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建设。目前,日本所采用的大量核电技术都是沸水堆技术（BWR），而我国大型核电项目无一使用沸水堆。因此，东芝、三菱重工、日立、东电等日本核电巨头，一直未能成为我国核岛技术的主流供应商。之前，西屋电气的常规岛部门已被法国阿尔斯通收购，所以当前的西屋电气的核心竞争力就在核岛技术上。
在阳江、三门两大核电站的竞标中，西屋电气的技术为AP1000压水堆技术，而法国阿海珐集团旗下的法玛通（Framatome）则为EPR压水堆技术。除参与中国的核电项目竞标之外，西屋电气并没有参与其它国家的核电站项目竞标。不过在与中国谈判时，西屋电气曾承诺，到中国第四个反应堆建成时，中国国产化设备与西屋设备的比例将达1∶1。对尚未实现商用的AP1000压水堆技术而言，西屋电气的中标将是其推广的极佳机会。这也正是东芝看中西屋电气的重要原因。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5)
2006年2月6日，中国春节假期刚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瞄准全球核电业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市场，宣布以眩目54亿美元高价收购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所拥有的核电设备企业“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东芝拟出资51%，其余部分由三井物产、丸红等日本综合商社，以及美国的大型工程公司等联合分担。与东芝同属三井财团且有机器订货关系的石川岛播磨重工公司（IHI）等也可能应邀加入，形成新的核电技术集团。
在西屋电气被东芝收购之前，中国已投产及在建的核电机组中，几乎看不到日本公司的身影。秦山核电站一期及二期均采用了国产堆型，只是1984年5月三菱重工承制了秦山核电站的反应堆压力容器，这是日本首次出口核能设备；秦山核电站三期则采用了加拿大原子能公司的重水堆型；大亚湾、岭澳核电站采用的是法国阿海珐集团的法马通公司的堆型；正在建设的江苏田湾核电站一期工程，采用的则是俄罗斯原子能出口公司的堆型。
费劲周折，完成收购“西屋电气”
2006年6月7日，东芝公司社长兼CEO西田厚聪在北京对《财经》杂志表示，经过90天的工作，东芝收购西屋一案，已顺利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CFIUS对此笔交易审查的主要内容，是看其是否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据美国媒体报道，东芝公司最终决定组建由若干家日本公司和美国公司参与的收购联盟，来完成此项收购，因而打消了美国监管机构的疑虑。
2006年6月1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有条件地批准日本东芝公司收购西屋电气公司及英国核燃料美国公司。西屋电气和英国核燃料美国公司同属英国核燃料公司，均在全球范围内经营核电业务。欧盟委员会称，只要东芝如约修改与全球核燃料公司（GNF）合作伙伴的合同，该项收购将不会妨碍欧盟市场竞争。全球核燃料公司（GNF）是由通用电气在2000年成立的，除通用电气控股51%外，GNF的剩余股份分别由东芝和日立把持，这两家日本公司是通用电气在沸水堆（BWR）业务上的长期合作伙伴。
2006年10月4日，东芝宣布，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和美国绍尔集团公司（ShawGroup）决定参与对美国核能巨头西屋公司的收购行动。此前曾按照约20％的出资比例参与谈判的丸红已经放弃出资。由于要承担丸红的出资部分，因此东芝的出资比例由此前预计的51％左右增加到77％。虽然面临增加资金的压力，但东芝公司认为原计划用17年的时间回收出资资金，由于目前核能发电的需求越来越大，回收资金的时间有可能缩短至15年。
2006年，东京时间10月17日凌晨1点，东芝在美国出资41.58亿美元（相当于4900亿日元），完成对西屋电气的收购，并成为拥有美国核电厂商“西屋电气”77%股份的出资者，西屋电气正式成为东芝集团中的一员。17日下午4点，东芝在总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东芝社长西田厚聪正式宣布完成对西屋的收购。收购西屋电气使东芝在全球核电站建造市场的份额提高到28％，并使东芝成为第一个拥有两种主流核电技术（BWR和PWR）的公司。
在收购西屋电气的联合体中，其中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出资41.58亿美元，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美国绍尔集团投资10.8亿美元获得西屋电气20%股权，而三井财团的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则以1.62亿美元获得了3%的股权。与此同时，东芝表示尽早和与西屋电气有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另一日本大核电厂商“三菱重工”展开谈判，继续与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西屋电气公司与其远东最大的分包商日本三菱重工本身就有密切的业务合作关系，而东芝收购西屋电气后，为日本财团获得这次关系中国能源战略的浙江三门、广东阳江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中国已成为东芝乃至整个三井财团不可放弃的市场。在核电建设方面，东芝计划结合西屋电气尚未商用的AP-1000反应堆，以及东芝已有建设业绩的第二代沸水堆技术，以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在亚洲扩大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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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6)
日本财团大有垄断核电市场之势
东芝最终成功完成收购西屋电气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仅一天之隔，2006年10月19日，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宣布与世界最大核反应堆制造商法国阿海珐集团在日本东京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协议，组建战略合作关系，合作开发功率为100万千瓦的中型核反应堆。紧接着，日本日立公司13日发表声明说，日立公司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将在核能商业领域开展全球范围的联盟合作，以强化双方在核能利用市场上的地位。
在中国核电市场也非常活跃的三菱重工曾抱怨称：“中国的杀价要求十分苛刻，有时甚至逼得我们亏本投标”。三菱综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龙本庆一郎指出，“日本的核电制造商在日本一直以来从电力公司得到高于全球普遍市价的利润。这样的高成本体制在海外市场缺乏竞争力”。在安全方面增加支出，另一方面又要为在价格战中胜出而被迫降低成本。为使海外事业走上正轨，克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棘手问题，日本各核电制造商联合形成全球垄断成为必然之势。
随着日系企业纷纷出击寻找合作伙伴，原本核电技术比较成熟、竞争力相对较强的美、法、日三国的均势被打破。日本无疑在世界核电市场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本三井财团的东芝―美国西屋、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美国通用。日本在核电技术和市场的垄断的雏形已经形成，中国加快发展核能应用的能源战略调整必然受制于日本。
来自欧盟委员会的一则消息不能不引起注意。2007年1月，欧盟以参与多家跨国公司的联合操纵电厂使用的真空开关设备价格为由，对日立处以7100万美元的罚款。此外，欧盟对东芝和三菱电机分别罚款9090万美元和1.62亿美元。欧盟委员会认为，从1988至2004年间东芝、日立、三菱及其它数家公司，联合操纵了电力工厂供应合同的招标、垄断价格、自行分配项目和划分市场，同时还相互交换重要的商业机密。那么，日本企业在核电市场的行为谁来监督呢？
就在东芝公司真正完成收购西屋电气仅仅2个月后，中美两国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签署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转让谅解备忘录，中国引进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在广东的阳江、三门核电站建设4台百万千瓦极的核电机组。为保证技术引进和核电站的建设顺利执行，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和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16日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及相关技术转让的谅解备忘录》。
显然，如果西屋电气能最终赢得广东的阳江、三门核电站大单，东芝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自然水到渠成。在东芝的远景规划里，中国并非惟一的“猎物”；在亚洲地区，日本、韩国以及印度亦是核电高速增长的国家。在西屋电气的老家美国，东芝也有很大的胃口。此时，东芝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核电集团，不仅持有了西屋电气目前掌握的先进的第三代、第四代核技术，亦将成为民用核能技术的发源地。
第四节“一鱼多吃”的手法（略）
来自三井财团的整体支持；“石川岛”与“东芝”会师在“上海电气”；关系暧昧的“三井造船”与“斗山重工”
第五节资源争夺引发“核大战”
“三井物产”拉开铀矿争夺战的序幕
当中国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且差距呈越来越大之势。从长三角的“电荒”到涉及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与“缺油”，能源危机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前两年，中国和日本在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参与投资的俄罗斯萨哈林油气资源上争夺异常激烈。此外，中国和日本还在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参与投资的印度尼西亚东固天然气项目和靠近钓鱼岛的东海油气田开发上发生强烈碰撞。在铀矿资源上，日本也不例外，从2005年9月中国核能发展计划公布以后，日本财团就加快了他们的战略部署。日本在中国的背后展开了一场事先部署好了的“核子战”，先下手为强，抢先同中国争夺铀矿资源。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7)
日本综合商社的频繁行动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国际铀价应声而起。2003年的价格为每磅7美元，2004年为20美元，但是2005年价格飙升到了30美元。2006年初，铀价每磅价格达到了35美元。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6年5月19日报道：“世界各国近年来大力进行核能开发与建设，而国际市场铀价也已经从2001年初时最低每磅6.7美元的价格飙升至昨天（5月18日）的每磅41.5美元”。到2006年8月时，铀价达到了每磅47.50美元。
在日本，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综合商社被认为是“产业组织者”，并且是日本“资源战略的优秀执行者”，为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和资源保障作出了巨大贡献。三井物产的基本定位是提供交易服务即做中介人，为出口商开发海外市场，为进口商寻找所需的原材料或产品。为了实施这些交易，三井物产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商业动态，市场行情等信息，把触角尽可能地伸向全球经济生活中人们想得到甚至想不到的角落。
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近年来调整了能源战略，扩张石油和替代能源自主开采权、积极主张地区能源合作主导权。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鼓励日本石油企业参与东海油气开采，增设重质油精炼设备等迹象看，对于收购西屋电气如此重头项目，日本政府和财团也没有等闲视之。至少从长期可能产生的效果看，三井财团东芝公司对西屋电气的并购将为日本扮演世界核电技术主导者奠定必要基础，进而为日本主导东亚地区能源合作提供不可多得的条件。
原本在2006年2月，东芝宣布54亿美元收购西屋电气之时，三井物产、丸红这两家综合商社也在投资方的名单中，但在10月完成收购时，却没有他们的踪影了。事实上，此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开始为大肆收购核电厂需要的铀矿资源而繁忙起来。日本是一个能源和矿产资源赤贫的国家，所以它把资源保障摆在国家战略的首要位置。结合国家政策，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在世界各地积极获取包括铀矿在内的各种战略资源的开采权和控制权。
2006年2月14日，在东芝宣布收购西屋电气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驻哈萨克斯坦记者发出报道：“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Kazatomprom）总裁扎吉舍夫宣布，已同三井物产和关西电力公司签订合同，建立合资公司“阿巴克”，双方将共同开采哈萨克斯的“梅古杜克”（Mynkuduk）铀矿，两家日本公司各占公司35％的股份。该项目一期投资预计1亿美元。在2010年之前，“阿巴克”的铀开采量可达到每年1000吨，原料将主要销往日本。”至此，日本与中国争夺中亚铀矿资源的决战拉开序幕。
日本商社齐上阵，旨在击败中国
对于铀资源储量第一的澳大利亚和第三的加拿大，虽然日本财团企业都是他们的大客户，但是没有像其它资源一样拥有控制权。控制这些铀矿资源的除了本国政府和企业外，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公司。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承认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且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铀矿资源的争夺上，中国和日本在时间上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而且都把目光锁定在铀矿资源储量丰富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等）及俄罗斯上。
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5％，在世界上位居第二。早在2005年11月，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腾忠商事﹑双日株式会社这5家综合商社访问了哈萨克斯坦，此外还有关西电力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日本能源行业的一名官员表示，为了获得哈萨克斯坦的铀，中国和韩国正在展开激烈竞争，这对日本来说是一场艰难的竞争，因为哈萨克斯坦并没有清楚表明其铀矿将会向外国公司开放多少。
2006年8月28日，即将在下个月卸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展开其首次中亚之行。包括三井物产和丸红在内的几家日本能源公司敦促小泉利用此次访问锁定日本对哈萨克斯坦铀矿的开采权，旨在这场争夺中亚核燃料的竞争中击败中国。日本共同社报导说，小泉曾亲自指示日本政府内阁成员重点访问尚未踏足的国家，作为这种“战略性外交”的一环，小泉此次选择了铀﹑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8)
2006年10月5日，在东芝正式完成收购西屋电气的前夕，三井物产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签署协议，开始实施开采雅库特“南方”铀矿区的合资项目。三井物产因此成为俄国开放核能战略领域后第一家进入其铀矿市场的外国公司，也是首家直接参与俄境内铀原料开采项目准备工作的外国公司。雅库特的埃利孔斯克矿区被认为是俄境内已探明的最丰富的铀矿区，蕴藏着俄罗斯一半以上的探明铀矿储备，将近34.4万吨；而“南方”矿区又是埃利孔斯克矿区中之一，已探明的铀矿储量达25万吨，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铀矿之一。
俄日联合开采铀矿资源的项目总投资额为2.45亿美元，而在该项目实施合理性得到确认之后，三井物产将获得这一联合项目25％的股份。三井物产发言人说，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在全球收购铀资产，是为了抵消未来铀价格的上升。但是，三井物产也不经意地透露，日本的目标其实还是中国。路透社援引这名三井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竞争到来之前，确保铀的份额。”
在海外能源开发方面，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总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战友。2006年10月，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与俄罗斯技术供应出口公司正在进行一项铀矿开采可行性研究活动，该铀矿位于俄罗斯东部，开采的铀矿将提供给日本。其中，位于Sakha的Yuzhnaya矿将于2009年开始投产，其建设需要花费2.45亿美元，2015年年产量将达到1000吨。此外，另一处的Elkon铀矿的储量据估计将达到25000吨，三菱商事社希望拥有25％的股份，并将为可行性研究投入600万美元。
不仅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开始在铀矿资源上发力，日本其它综合商社也不甘落后。据路透社报道，日本第一劝银财团的伊藤忠商事透露，该公司要把现有的每年4000吨的铀交易量，在五年内扩大到7000吨到8000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中国15年后最高的需求量。2005年10月，也是中国发布核能使用规划不久，伊藤忠商社同哈萨克斯坦国家铀矿公司签订了10年的购买合同，这些铀用以转口美国以及日本国内需求。
2007年4月，以富士财团的丸红（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企业联盟”购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Harasan矿区40%的股权，丸红、东京电力、中部电力、东北电力这4家企业分别按照55%、30%、10%、5%的比例分配。该矿山由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和“日本企业联盟”共同开发。2007年8月，东芝与丸红达成协议，接受丸红转让的22.5％比例的股份，从而获得该矿山的开采权。自2014年开始的40年时间里，“日本企业联盟”可以获得份额为2000吨/年铀精矿。其中，东芝每年可获450吨铀精矿，预计可满足2～3座核电站的需求。
铀矿换股权，形成利益共同体
2007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相（部长）甘利明和东芝公司社长西田厚聪等人一同访问了哈萨克斯坦，并与哈方就扩大铀燃料的进口及加强核电站技术的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同年7月，东芝公司透露出，计划将旗下的西屋电气公司10%左右的股份转让给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显然，面对世界范围内资源争夺战越演越烈，铀燃料价格直线飙升的情况，东芝希望通过和哈萨克斯坦形成利益共同体，来强化三井财团对核电业务的统合。
此后不久，东芝公司将所持西屋电气公司10%的股份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将拥有西屋电气的股份从77%减少到67%。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通过这项交易旨在强化与全球第二大铀储备国哈萨克斯坦的关系，建立起从铀燃料到核电设备制造的一条龙全球核能业务体制，使其在全球越来越多的核电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
也许是受到东芝的启示，中国很快与哈萨克斯坦达成以铀矿换股权合作协议。2007年1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出消息称，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将共同持有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家铀矿公司（Zhalpak项目）49%的股权，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保留另外51%的股权。作为交换，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将获得中国核燃料加工或发电厂的股权。该报评论说：“对于行动隐秘的中国核工业而言，该交易是个突破，突显出中国在中亚积极获取能源资源的攻势。”
遗憾的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达成这个“实质性的核能合作协议”可谓有些姗姗来迟，而且是小巫见大巫了。Zhalpak项目是一个铀矿总储量仅15000吨，年产量1000吨，2012年投产的一个小项目，中国每年获得不过500吨铀精矿。相比之下，日本仅在2007年5月就同哈萨克斯坦有关方面签署了25项关于能源合作的协定和备忘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日本每年从哈萨克斯坦进口铀的长期协议以及哈铀矿开采权的备忘录。与此同时，日本有关方面还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就共同开发铀矿达成了一致。
其实，中国商务部网站早在2004年11月15日就公布了消息说：“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原子工业公司上周在北京草签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并签订了到2020年原子能工业领域合作工作纲要。正式协议将在2005年两国首脑会晤期间签署。”也许正是捕获到这个消息后，日本综合商社抢先于中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尽快达成了更多实质性协议。与日本财团快速实现布局相比，中国方面则更多的是“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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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谁在觊觎“核按钮”(9)
2007年12月26日，住友商事、关西电力、日本原子燃料工业及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签订了合作文件。日本公司将从2010年起利用哈萨克斯坦国营企业拥有的工厂，将矿山开采出的铀加工成核电燃料，这样可自己完成以往依赖于欧美的“再转换”等高难工序，稳定核电燃料的来源。由此，三井-住友财团与哈萨克萨斯坦之间的合作从铀矿勘探，迈向了包括燃料加工等下游领域在内的更为紧密的合作阶段。
要建核电厂，就必须要有足够的铀矿资源。中国自己国内探明的铀矿大约有7万吨。但是，中国现在核电厂每年需要的铀为1500吨，当40座核电站建成后，每年需要的铀将达到7500吨。这样一来，中国现有的铀矿不到10年就耗尽了。理所当然，中国只有把目光放在海外，寄希望海外原料供应地能供应中国核电站所需要的燃料。试想，如果铀矿都掌握在外国财团的手中，那些中国人花巨资建好的核电站不就成了外国资本的提款机了吗？
第六节日本是怎么赢的？
东芝又一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实力雄厚的日本核工业基础；“单兵突进”难敌“集团军作战”
下章接第十章：财团就是力量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1)
第十章财团就是力量
从明治维新至今，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一方面团结日本全民的力量，另一方面整合世界各国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这是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之路，也就是日本国家的生存之道。
尽管彼此不存在从属关系，但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制造企业还是构成了日本财团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财团成员通过交叉持股、互派经理、共同投资、交换情报等方式建立横向联系。事实上，多元化并非独立企业的使命，而是整个财团分工与协作的结果。
从本质上讲，财团体制与家族文化和商帮文化密不可分。拥有高度忠诚和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日本财团生存的关键。为此，日本财团通过“终身雇佣”、“年工序列”、“企业内工会”等形式，力求使员工建立对企业和财团的归属感和荣誉意识。
日本财团的经理人很多都经历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过程，其中优秀的人才不仅是本公司的高管，而且进入财团的核心机构“经理会”或是担任财团成员企业的董事，甚至还会担任“经团联”会长（被称为“财界总理”）或副会长，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
日本的财团体制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使整个产业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这种经济体制被形容为“会社主义”，意思是说日本整体就是一个企业，而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则直接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
作者题注
导言
“财团”实际上是由综合商社、主办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以及众多不同领域分工的制造业企业聚拢而形成的“商帮”。但是，无论是“财团”还是“商帮”，其中的“团”和“帮”都表示的是一种集合体，都在说明“团结就是力量”这个道理。日本财团是现代企业制度，是金融化和股份化的产物，已经完成由“家族企业”向“社会企业”的变革。现代的日本六大财团并非是垂直控股的组织结构，而是通过成员企业间的相互持股共同投资等手段形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第一节对抗列强的坚定意志
美国操纵经济命脉，降日本为殖民地
二战以后，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占领。美国通过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从产业、商业、交通运输、银行等几乎各个经济领域对日本实施经济占领。美国占领当局的《禁止垄断法》公布以后，把旧有财阀的领导机构“投资会社”（控股公司）及财阀同族所持有的股份资产一律移交新设的“投资监理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从事清理。而美国就从中操纵了“投资监理委员会”，控制了全部日本大企业的股权。
1949年设立了“美援基金”。美国对日本的“援助物资”运到日本后即折成现款，转入日本特别会计预算的收入部分，称为“美援基金”，完全归麦克阿瑟总部支配，投入日本的国营企业的铁路、电信和私营企业的电力、海运、煤炭、钢铁、化学肥料、化学药品及中小企业各部门中。这样美国通过了美援对等资金，达到美国国家资本对日投资的目的。在通过国家资本投资之外，美国垄断资本家还以私人投资的方式侵入日本经济。
到了1950年，美国垄断资本已经侵入了日本经济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力、石油、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铁与非铁金属的生产、精确的机器和仪器的制造以及铁路运输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经济上几乎完全沦为了“美国的殖民地”。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的“改革”让日本经济每况愈下，而且人民的生活状况持续下降，1950年共有13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同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却在不断的下降。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2)
1951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美国正把日本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文章，其中这样写道：“美国独占资本家陆续派遣了底特律银行家道奇、狄隆-里德公司副经理德莱伯及华尔街御用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萧普等人赴日研究日本经济情况，积极活动对日投资事宜。日本的反动卖国政府也正极尽谄媚地以种种办法‘吸收美资’。就是这样，美国独占资本深深地侵入了日本的大小企业，控制了日本独占资本，并通过这操纵了日本的经济命脉。”
该文章还进一步揭露，美国梅隆财团的西屋电气握有三菱电机的巨额股票，美国泰埃特华脱公司握有三菱石油的巨额股票，美孚石油公司握有日本战时各石油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东亚燃料公司的51%股票。美国摩根财团的通用电气公司握有东京芝浦电气（东芝）的巨额股票，国际标准电气公司握有住友电气工业及日本电气（NEC）的巨额股票。麦克阿瑟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最大的股东之一，他在日本收买了与通用电气有攸久关系的住友公司的一大部分的股票。
不仅在产业方面，美国独占资本对日本的商业、海运、银行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控制权。在日本的美国贸易公司共有40家，它们几乎完全独占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日本本身的贸易公司则只靠收入一定的佣金，成为外国公司输出商品的经纪人。海运也几乎完全由外国轮船公司所独占，美国在日本有轮船公司12家。以美国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在日本建立了分行，控制着对外汇兑等业务。《人民日报》评论说：“这一美国资本输出到日本，并掌握了日本财阀，操纵日本经济命脉的过程，显然就是降日本为美国殖民地的过程。”
然而，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成为日本摆脱美国控制，重新走上经济独立的良机。当美国1950年6月介入朝鲜战争时，日本成为军需资材和劳务供应基地，本国企业获得巨大利益和发展契机，同时劳资关系也开始缓和。为寻求经济上的独立，日本各界寻求团结的呼声越来越高，重新组建财团成为各个企业共同努力的目标。由于“解散财阀”时未触动财阀的银行，从50年代初期起，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逐步形成新财团体制。
采取“稳定股东工作”，重新形成财团
从战后初期到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的竞争力远远比不上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例如，在50年代中期，不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100家大企业中，日本只有4-5家；在包括美国企业的世界100家大企业中，日本还榜上无名。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50年代，大企业之间合并、协作以及产业再组织论成了当时日本政策思想的主流。日本政府认为，小企业体制是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迅速改变这种现状，扩大企业规模，扶植主导产业，就成了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培育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日本政府和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做了大量的工作。1953年，日本政府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放宽了持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职的限制，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旧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被分割出去的企业又重聚起来了。同时，战后的一些“新财阀”也相互结合，形成富士（芙蓉）、三和及第一劝银三大新型财团。
日本财团的重新形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培养和壮大了众多世界级的制造企业。日本人曾说过一句悲壮的话：“制造业沉没，日本即沉没”。对这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出口和扩大海外贸易只是手段，这些手段的基础在于制造出世界一流的工业产品。商人盈利固然可以“空手套白狼”，但是对国家来说没有自己的一流的工业产品和强大并且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的。
日本以财团机制进行国家经济管理是历史（战时）、地理（资源）、文化（儒学）和战略（反殖民）等各种综合因素的产物。其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世界中，团结全民的力量，迅速获得有效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日本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前后采取了一系列产业和金融政策，清晰地表明了日本对抗外国列强的经济统治的坚定意志和巧妙手段。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3)
由于美国的敦促，日本在1960年通过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对外开放贸易和汇兑。1964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些组织都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日本政府和企业表面上承诺资本自由化，但实际上却加快实施阻碍资本自由化对策的“稳定股东工作”，即由集团内部或有关系的银行和企业相互持股，形成长期稳定的股东。
正是这一时间开始，日本采取“稳定股东工作”的措施，重新组建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业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外部董事为特征的财团体系。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命脉真正掌握在这些财团企业内部培养起来的、高度忠诚的、具有责任感的、实践型的职业经理人（穿西装的军队）。这种由财团机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东亚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迅速跻身于经济强国，并形成持续发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中国目前的现状有很多方面类似于二十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55年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举办奥运会，整个50-60年代的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于10%。当时的日本制造业属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成功的对外贸易。日本企业组建财团的方式抓住机遇，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快速积累，其“贸易立国”政策带有很强的重商主义色彩，使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内就完成了追赶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集团军
由于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美国企业也是个人主义的企业。日本和韩国的基本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因此也常常以财团的方式来办企业。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连提都不提有关财团的问题，更没有介绍只在日本和韩国存在的被称为综合商社的企业组织。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稚嫩的企业能否担当得起复兴中华民族的重任。我们学习的目标和防范的对象难道只有美国金融业和所谓战无不胜的“对冲基金”吗？
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来源于二战时期的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保留了非常突出的军事体制和计划经济的痕迹，成为日本战后迅速崛起的重要法宝。研究日本经济管理千万不要只看到其著名制造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更多地同时关注日本财团内部的三股力量:综合商社、主办银行、大型制造企业，它们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其中，综合商社这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在日本社会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
前侵华日军关东军大本营参谋、战后伊藤忠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的社长濑岛龙三曾经说过：“日本没有资源，必须要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如果从出口的角度出发，经济发展的途径就在于建立和扶持综合商社”。1973年，韩国政府邀请濑岛龙三为韩国经济发展献策，随后指定三星集团的三星物产为“综合贸易商社1号”，使其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从此，韩国发展起了三星、现代、大宇、喜乐金星（LG）、鲜京（SK）这五大财团，形成独立自主的完整产业和经济体系。
综合商社是日本经济的总参谋部，是日本国家经济战略的制定者，同时也对日本政治、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政策影响力。日本政府对世界经济事务的认识和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财团的研究机构。例如: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和三菱财团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实际上，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来自于该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各种情报分析和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在经济情报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资源，这也决定了它在国家经济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1993-2002）和期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7），人们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体制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打击日本经济扩张的结果，而日本财团却以此为契机完成了战略调整和应对新经济所做出的转型。拉美国家经济和东南亚国家经济之所以受到跨国公司的操纵，最终引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外国势力的安排，关键在于其国家和政府为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放弃了国家经济主权，没有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建立起自主的财团体系。
所谓财团体系，实际上就是将现代战争中以集团军组织结构为基础的“多兵种协同作战体系”引入到了经济活动中。一般人都感觉“战略”这个词通常是军事领袖使用的术语。但是，在日本综合商社的工作过程中，每当遇到投资项目时，频繁使用的单词不是“利润”，而是“战略”，还有一个通常使用的单词就是“统合”。另外，我们通常所说的“项目”这个词也几乎都被日本人说成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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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楼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4)
毫无疑问，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无艰不商”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泡沫危机破灭和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意识到美国第七舰队还在“保卫”日本安全的情况下对抗美国只能自取灭亡，美国同样也意识到在日本财团坚固的体制下彻底搞垮日本经济几乎不可能，日美同盟瓜分世界，便在这种经济博弈中悄然形成。而中国又在这个博弈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第二节合纵连横，网状生存
财团是“横向集团企业群”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起，以日本旧财阀银行为中心联合原系统各大企业的经理陆续组成经理会。此时，日本政府通过放宽对企业的限制，鼓励大垄断企业相互之间通过相互持股、系列贷款、人事互派等纽带结成企业集团，以增强团体对外竞争能力，直接促进了日本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这六大财团，以及丰田、东芝、新日铁、日立等若干大财团体系中的“独立系企业集团”（大型综合制造企业）。
日本六大财团，前三者是直接继承二战前财阀谱系的集团，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后形成，不但金融体系健全，而且更有发达的综合商社；后三者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办银行为中心于60-70年代形成，综合商社的功能相对较弱。这些大财团横跨各产业，构成日本经济的基础，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至70年代初，被解散的日本财阀系统的企业逐步完成垄断资本集团的聚合，其共同特点是：
（1）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相互持股，其相互关系呈环状；
（2）由集团成员经理组成经理会，起大股东会作用；
（3）根据经理的决定，由集团成员出资，设立联合投资公司；
（4）以大城市银行为中心，银行会同本系统金融机构（信托银行、保险公司等）对集团成员企业进行系列贷款；
（5）综合商社做集团内交易媒介，它既担任企业集团成员的购销，开展集团内交易，又具有开展新事业的组织机能；
（6）组成配套行业，以重工业、化学工业领域为中心，成员企业分布于各产业领域。
战后日本六大财团和战前金字塔型的财阀在组织结构上迥然不同，财团内各个成员企业，在经营决策方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然而，通过经理会、交叉持股、综合商社、主办银行、经团联、共同投资、人事互派、情报交换……，日本财团依然保持强有力的整体性，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手段展现了强大的综合作战实力。这些财团最显着的特点便是以金融机构和综合商社为中心，财团内各企业环形持股，即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交叉持股。
日本六大财团中的主办银行是借款企业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企业结算的中心银行，通常也是企业的主要股东，向企业派遣重要职务的人员。银行帮助企业稳固其经营权，在企业经营业绩恶化时，企业将经营权移交给银行，由主办银行负责进行救助。日本财团的成员企业之间实行圆环形相互持股，这种持股关系使财团各成员企业之间的资本联系得到空前加强，是财团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和最强有力的结合手段。
此外，日本财团还存在系列融资和人事派遣等特征，以加强企业之间的人事结合。一般主要是由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向各大企业派遣高级职员，如银行向其融资数额和持股份额高的企业派遣职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以保障银行的债权和对该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企业为加强同银行的密切联系、保证其资金来源的稳定和贷款，也愿意接受银行所派人员，并委以重任。同时，由于工业企业有时也是银行的股东，工商企业也向银行派遣人事，对银行施加影响和控制。
日本财团中的最核心、也是最独特的部分就是综合商社，综合商社是财团的情报机构，同时又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先锋，它在财团内部有巨大的协调能力。日本企业最初进入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找到本财团综合商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寻求他们的协助。各财团为了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综合商社，都不遗余力地提供各种支持。1994年，世界500强的前4名都是日本综合商社，前10名中有6家是日本综合商社。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5)
综合商社和主办银行在财团内进行资金融通及集团内交易，同时也组织成员企业参与巨型项目、共同投资和拓展海外市场等，这些集团进攻的案例在中国市场也屡见不鲜。但是，现在的日本财团不存在上下支配关系，它们包括主办银行、综合商社、众多大型制造企业的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因此我们把这样的“横向集团企业群”称为“财团”，而不是过去的“财阀”了。成员企业间互相持股、共同投资、谋求股东的长期稳定，是财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经理会”成为“作战联席会议”
在六大日本财团中，都有一个“总经理会议”（简称：经理会）连接各个成员企业的直接纽带。这个名为“经理会”的机构是财团中各个成员企业总经理定期聚会交换信息（情报）和交谊的场所，同时经理会也是各公司领导统一决策和协调财团战略发展的“作战联席会议”。日本财团正是以经理会和互相持股为基础建立起了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体，财团的向心力也随着成员企业间合作和资源整合而得到不断加强。
以三井财团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三井银行发起成立了月曜会（经理会），接着以促进三井物产公司的合并为目的而成立了总经理一级的五日会，1960年改名为二木会，逐渐成为三井财团的统筹领导机构。1955年，三井系统各公司共同设立三井石油化学工业公司，1956年又设立日本原子能事业会，三井财团遂告形成。50年代末，原三井财阀直系、旁系公司最终以企业集团的新形式集结而恢复成为大财团。
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是三井物产、三井银行和三井不动产。到1978年时，三井的“月曜会”和“二木会”这两个组织所属的企业已达52家，其中二木会（经理会）的主要企业除上述的3家核心企业外，还有：三井信托银行、三井生命保险、三井海上火灾保险、三井建设、大阪商船、三井船舶、三井化学、三井金属、三井矿山、丰田汽车、东芝、王子制纸、东丽（Toray）、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小野田水泥、三机工业电气、日本制钢所、北海道炭矿汽船、三井石油化学工业、三井仓库、三井造船、三井东压化学、日本制粉、三越百货。
日本经济实力最咄咄逼人的二十世纪80年代初，日本六大财团总资产的合计额，相当于日本所有企业总资产合计额的四分之一。因此六大财团的经理会，其意义变得更加重大。每个财团的经理会一般在固定时间举行全体性集会，有的经理会一周举行一次，有的两周举行一次，有的一个月举行一次。经理会的存在，使财团的内部保持了协调与团结，同时使财团对外关系上，能采取合乎整体利益的一致步调。
财团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
经理会二木会金曜会白水会芙蓉会三水会三金会
成立时间1961年1954年1951年1966年1967年1978年
企业数量262920294448
注：随着企业合并重组或新加入，数量有变化
经理会（总经理会议）有三项重要意义：
1、对财团内的企业作适当的调整。一个财团内的成员企业，经常有合并、改组、利益分配等重要问题。每一次重要问题的发生，都牵扯到许多家企业。如果处理不当，除了会对当时企业造成伤害外，对其他的成员企业，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财团内的成员企业所共同投资的事业，多半是在经理会中达成协议的。
2、由经理会出面对外进行国际性交涉。日本的贸易规模非常庞大，有许多资源的取得以及商品的输出，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问题，这种趋势尤以在1990年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最为重要。因此，遇到与政治相关的贸易问题，都是由经理会甚至是经团联出面，派遣使节团前往交涉。
3、由财团决定首脑人事调动。由于财团企业之间互相持股，因此，各成员企业的首脑人事，在派任或指定上，必须透过经理会来做适当的协调。首脑人事的任派和指定，除了考虑各企业所拥有的股份比例外，最重要的是考虑被派任者的资历与能力。
以“经理会”为纽带的战后日本财团，表面看起来松散，而实际上联系非常紧密。在最高领导人的任用上就可见一斑，被称为东芝“重建之王”的前任社长土光敏夫曾经是三井财团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的社长。在东芝经营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时任东芝董事长石板泰三（后出任日本经团联主席）直接任命土光敏夫为东芝社长（总经理）。这种高级经理人在财团内部流动，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十分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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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6)
纵横交错的关系企业网
区别于财团的横向组织结构，“纵向集团企业”也是日本大型企业所必备的一个特征，这类集团企业是一个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领导下活动的有机的事业集合体，这些公司主要就是财团中的成员企业。应该强调的是，“横向”与“纵向”这两种集团模式并非各自完全不相容的两种形式。例如，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二木会）这个“横向集团企业群”的重要成员企业，但同时又形成在其系统中的三井物产集团。事实上，日本企业的集团是由这两个层次的重叠构成的。
作为三井财团内部的纵向组织，三井物产集团拥有上千家关联公司，年销营业额超过3000亿美元，而丰田汽车集团拥有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同时，日本集团企业的经营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集团内部，许多大型企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经常性交易的对象，即“外包公司”，从而将它们纳入自己业务经营的内部范围。“外包公司”有的朝着水平方向延伸，又形成了横向联系。
日本的几乎所有大型企业作为母公司在其系统中拥有大量的关系公司。关系公司的数量按集团不同有所区别，通常在100-200家左右，当然也存在像东芝、丰田等那样拥有1000家以上关系公司的集团企业。所谓关系公司是指包括母公司持股超过50%的子公司和持股超过20%以上的相关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就有大量这种日本企业的关系公司。母公司不仅对关系公司投资，而且还向其派遣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参与经营。
这些关系公司在母公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和垂直性整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既有通过资本参与，将现存的交易对象作为关系公司纳入集团旗下的，也有将母公司内部组织（部门）作为独立公司分离出去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的集团企业，通过母公司持股、派遣高层管理干部等手段开展经营活动。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而出现大量海外子公司，已经占据了关系公司的相当部分。
同一个日本财团的关系公司之间，能够进行较为紧密的合作，各个公司在自己分工负责的领域内，可以为其它兄弟公司提供好的产品或较低的价格。例如，从三菱财团的三菱重工这个企业来看，日本邮船就是三菱重工船舶部门的订货大户，三菱电机则为三菱重工提供机电产品，三菱制钢、三菱伸铜、三菱铝业和三菱材料等公司，则可为三菱重工的船舶和航空航天部门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三菱银行和东京海上等公司可以提供贷款和特殊保险服务（如航天发射保险）。
三菱系列公司均为三菱财团的“金曜会”成员，它们包括：三菱商事、东京三菱银行、三菱重工、三菱信托银行、旭硝子、麒麟啤酒、新日本石油、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尼康相机、日本邮船、P.S三菱、三菱铝业、三菱化学、三菱化工机、三菱气体化工、三菱地所、三菱自动车、三菱树脂、三菱伸铜、三菱制钢、三菱制纸、三菱仓库、三菱综合研究所、三菱电机、三菱电线工业、三菱扶桑卡客车、三菱材料、三菱人造纤维、明治安田生命保险。
三菱财团也有一些关联公司和社会团体作为外围，包括：“IPTalk”集团、热海阳和洞、MT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关东阁、小岩井农牧、湘南郊区俱乐部、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综通集团、大日本涂料（立邦漆）、Dia高龄社会研究财团、钻石家庭俱乐部、千岁兴产、东洋文库、丸之内Yorozu、三菱金矅会、三菱俱乐部、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广报委员会、三菱财团、三菱CC研究会、三菱社名商标委员会、三菱市场研究会、三菱养和会、LEOC日本。
通过协作和分工，日本财团的制造业能够从兄弟企业和团体，获得资金、技术、原材料、上游产品、金融服务、销售等多种支持，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财团内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局外人要想打入系列内部，真是比登天还难。由此，中小企业也被纳入到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轨道，在互补、互利的基础上，增强抵御外国资本和产品的能力。这与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体制一起，形成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复杂自我保护网。
第三节忠诚的经理人队伍（略）
要“绩效主义”，还是要“以人为本”？；坚定地保持“终身雇佣制”；从“士兵”成长为“将军”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7)
第四节争夺全球“商权”
通过控制“商权”，驾驭世界经济
美国的经济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是一个金融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和消费的所有经济层面，垄断型金融资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商业资本则被排斥。同时，美国金融资本以控制世界资源为目的，以宏观手段行使管理国家经济和世界事务的职能。在日本模式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部门采用不同于美国的体系，以综合商社为中心实施对国家经济的微观管理，以贸易和制造业立国。
日本综合商社在“商权”争夺战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实质上的经济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综合商社的最大特征在于适应环境的变化，产生新的机能和开发新的领域，用于面对现实并取得成功。新产业的开发、新事业的推进，理所当然地使各企业增强了对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资本力量、风险承担能力的期待。在很多情况下，综合商社都和财团主办银行一起对企业集团的联合，新公司的设立等，发挥了核心作用。例如，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重视的是与企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投资往往是长久的，是战略性投资。
日本排名前9位的商社在1979年时的营业额为61.7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7%），其中出口总额为11.8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报关出口的48%），进口总额为15.1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报关进口的55%）。另外，九大商社的进出口和“转手贸易”相加的总额为33.5万亿日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左右。到1990年时，九大综合商社的营业额达到126.6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29.5%，约占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强大的商业是推动日本强大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同时强大的商业也是联系制造业和金融业的纽带。对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来说，投资收益是第二位的，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投资回报也是长期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因此，控制“商权”是日本财团采用微观经济管理手段驾驭世界经济的重要方式。控制“商权”的具体体现就是不放过从上流的资源到下流的市场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
由于商业资本成功地衔接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日本财团对控制“商权”非常重视，实践出型式多样的企业组织模式。所谓“商权”，日本人对它有独特的理解，其中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商权最为核心的内容，包括长期的市场渠道，长期的供应链，长期的融资渠道等等。在这种商业氛围中，市场占有率是第一位，利润是第二位，因为只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才能稳定整个体系，做到共同发展。
“综合商社”介入装备制造的引进与出口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集中体现了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日本引进的大量国外技术都集中于重化学工业部门，如钢铁制造设备、大型发电设备、煤矿采掘设备、石油精炼与乙烯等化工生产设备等。综合商社扮演着中间人和牵线人的角色，活跃在大规模装备引进的舞台上。可以说，在当时凡属与装备制造有关的引进，综合商社基本上都介入了。
在大型建设项目上，由于周期长和资金大而产生的风险由整个财团共同承担，综合商社则扮演着协调人的角色，同时也避免重复引进。装备制造需要巨大的资金、设备、土地、和人力的投入，产业周期也很长，企业一般不可能单独完成，所以更需要综合商社发挥产业组织者的功能。诸如对方提出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时的谈判，签订技术引进合同，进口先进的机械设备，直到机械设备的安装调试，综合商社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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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8)
与此同时，综合商社还致力于加强财团企业之间的联合和兼并，防止过度竞争，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世纪60-70年代，在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装备制造业领域，日本财团企业出现了大规模的横向合并。例如1964年，三菱日本重工业、新三菱重工业、三菱造船合并成现在的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三菱重工）。在这次合并中，三菱商事（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社长荘清彦和三菱银行董事长字佐美洵（后来任日银总裁）对合并的实现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常常为国际收支的恶化而苦恼。因此，振兴工业品出口，特别是大型设备的出口成了当时综合商社的战略重点。195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成套设备出口临时措施法》。各大综合商社都投入了相当大的力量，组建专门的设备出口部门。到70年代末，日本机械产品的总出口额中，六大综合商社的出口额约占30%，在出口交易中日本企业对综合商社的依存度很大。这是因为，各个厂家在开拓海外市场建立销售网、收集有关物流、市场需求的信息等方面，都要借助于综合商社。
成套设备出口（工程项目总承包）系统
[（综合商社）的职能]
综合商社向财团制造业企业提供准确、周密的海外信息和市场情报，为成套设备的出口赢得先机。综合商社通过分析对象国的经济形势，尽早察觉可能的风险并促使各参与企业采取相应的对策，并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提供直接金融支持或成为金融机构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纽带。1979年，日本成套设备出口的成交额为118亿美元，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成为仅次于钢铁和汽车的主要出口产品。
参加成套设备出口的实际上是由很多财团企业组成的企业群，其中包括：进行调查、规划、设计的工程技术企业；制造机械的厂家；负责土木工程和建筑物的建筑公司等。综合商社作为规划及协调人在计划进行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它不单单起汇总协调作用，而是作为一个产业组织者居于领导地位。例如，综合商社率领的“日本国家队”，早在7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其中三井物产在背后主导了多项重大成套设备出口项目。
“商社金融”强化产业竞争力
综合商社的机能经常是变换不定的，这是因为产业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力的。财团法人日本贸易会会长水上达三说：“综合商社始终站在日本产业与外国产业打交道的第一线，为了发挥其‘日本产业的天线’机能和‘商品流通的频道’机能，必须根据产业的发展变化和结构变化，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机能。事实上，综合商社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创造新机能和使机能高级化的历史。”
综合商社随着国民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国民对商品和服务需求发生变化，随着资源的供给条件、海外市场的条件和生产力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相应改变其结构。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期，日本的商社金融对扶植中小企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时金融机构的放贷是面向大量资金需求的“重厚长大”产业的财团大企业。而综合商社，通过交易对该行业和企业内部情况有所了解，同银行相比，能够具体地评价和管理风险，甚至具有将短期借入的资金向客户长期放贷的情况。
日本综合商社，有着“第二银行”、“影子银行”的称号，在日本的金融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综合商社以这种商社金融为契机，参与采购原材料﹑生产﹑销售﹑贸易等相关企业的诸多经营层面。并且，综合商社从战略角度考虑促进系列化（指加入其相关企业集团）从而确保商权，使因苦于资金周转而陷入绝境的企业获得重生的同时，综合商社也由此稳定地确保了商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业金融是日本式的风险投资企业成长的先驱。
日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综合商社紧密联系，最终形成了巨大合力。仅靠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层结构的美国，与拥有商业、金融和产业资本三位一体的日本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作为制造业企业的引路人和产业的组织者，综合商社几乎所有可以想到的生意都会做。“商权”一旦被掌握，财团的相关制造业企业就蜂拥而入，占领市场。日本的汽车、电器、电气、半导体等产品能迅速占领欧美市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9)
1980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占当年美国汽车上市的量的21％，到1985年，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高达1227万辆，超过美国的产量，出口达673万辆。从1979年以来，美国三大汽车巨头耗资了近100亿美元巨额设备投资，在高关税的保护和其他限制下，仍未阻止日本汽车对美国市场的大举入侵。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并以老师姿态自居的美国汽车业，在日本的进逼下，节节败退，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反倾销法案等其他手段来进行干预。
作为高技术产业“粮食”的半导体，日本制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到1985年已经达14％，而一般认为，贸易摩擦发生的危机线是10％。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此外，如计算机、通信机器、民用电子机器等，在美国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也都超过危机线，并且增长迅速。作为工业基础的钢铁行业，日本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早在1977年就达到20％，某些特种钢几乎垄断了供应。
在商权的争夺上，美国企业似乎很难与日本和韩国企业竞争，韩国学习日本模式也建立了诸如三星、现代等5大财团。在日本企业迅速扩展的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阵阵恐惧，随着日本对全球商权的掌控，美国一度将日本看成是苏联之后的最大的威胁和敌人。甚至美国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第五节金融战败的教训(略)
日本陷入美国的金融陷阱；冒着枪林弹雨挺进东南亚；遭到美国金融大鳄的伏击
第六节新的丰收季节
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共度危机
当代的日本财团体制形成于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时期，之后日本分别经历了4次经济萧条。它们分别是：1964年日本举办奥运会后，日本经济从假象的繁荣坠入了急性萧条之中；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给日本工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1985年7月发生的日元风暴中，日元在广场协定签署后的两周内升值了100%；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日本，主办银行作为日本财团的根基受到极大的打击。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备受打击的财团金融，日本政府通过“金融再生法案”，由政府注资给银行体系，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破产银行实行国有化，同时保护银行储户的利益。另外，日本银行业内加速合并或组成联盟，现在已经形成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瑞惠金融集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六大财团不断寻求进一步的资源整合，日本财团以新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尽管组成联盟并不能减少坏账、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却可以通过精减机构、优化人员配置、合并业务、调整经营策略等方法获得成本效益，使银行整体规模加大和承受坏账的能力有所加强。重组后的银行集团加快了从“稳定持股”向流动持股转变，同时也从“保护型”的协调竞争向“开放型”的竞争转变。此后，随着财团内部大型制造业成员营业额和利润的增加，主办银行的贷款和坏帐问题也不断得到了解决。
日本六大财团组织形态一览表
三井住友金融集团
（SMFG）三菱东京金融集团
（BOTM）瑞穗金融集团
（MFG）
三井财团住友财团三菱财团三和财团富士财团第一劝银
经理会（二木会）（白水会）（金曜会）（三水会）（芙蓉会）（三金会）
金融樱花银行
三井信托
三井生命
三井海上住友银行
住友信托
住友生命
住友海上三菱银行
三菱信托
明治生命
东京海上三和银行
东洋信托
日本生命富士银行
富士信托
富士生命
安田海上第一银行
朝日生命
富国生命
日产海上
商社三井物产
东食
东棉住友商事三菱商事日商岩井
日棉丸红商事伊藤忠
兼松
著名制造业丰田
东芝
索尼
三井造船
石川岛NEC
松下
马自达
住友化学
住友金属三菱重工
三菱汽车
三菱电机
旭硝子
立邦漆夏普
NTT
京瓷
三得利
神户制钢日产汽车
佳能
日立
日清
日本油脂富士通
五十铃
旭化成
川崎重工
古河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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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10)
（注：以上金融企业很多已经合并、更名，如：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
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经过加速处理不良债权，加大金融业的改革重组，银行效益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日本六大金融机构2005财年中期的税后纯利估计达到1.4万亿日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东京股市日经平均价格指数也在2006年11月突破14000点重要关口。日本股市到2007年7月已经突破17000点，2007年10月11日日经225指数又创新高，全日大涨281.09点，涨幅达1.64%，收报于17458.98点。
日本各财团的大企业抓住过去几年亚洲经济强势增长的契机,在营业销售和利润均实现“大丰收”,财团各主要企业已经连续6年保持经常利润增长。汇总日本各大上市企业公布的2006年度上半年(4至9月)的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制造业平均销售额增长10.3%，纯利润增长27.2%，非制造业的平均营业额和纯利也分别增长10.3%及23.2%。其中,丰田汽车、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在利润排行榜位列三甲。需要强调的是，这三家企业都是传统的财团企业，其中两家更是财团的核心综合商社。
作为日本财团核心的综合商社，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在2005年度纯利润合计为9300亿日元，较2004年度大幅增长83%，与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利润总和9230亿日元并驾齐驱。利润大幅上升，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能源价格上涨，五大商社积极参与海外能源项目获利颇丰，如三菱商事在澳大利亚的煤炭项目获利达1000亿日元，住友商事参与北海油田开发，使其全年利润达到1650亿日元；另一方面，机械设备和不动产在2005年度也行情渐好，为这些综合商社带来了可观的生意。
日本再次崛起，得益于综合商社的精心准备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获得了全面复苏，这得益于综合商社在所谓“失去的十年”中做的精心准备。在财团体制的支撑下，有很多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几年日本国内经济低迷阶段（GDP低），却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肆扩张（GNP高）。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逐渐消化了IT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于其具备优势的制造业中，为这些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刺激了日本制造业设备的升级换代，进一步确立了它们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对于日本这个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国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必须靠出口才能发展经济，制造出的产品必须靠商业才能实现价值和财富的积累，这就是日本巨大综合商社得以建立和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不断占领市场，推销商品，财富得以累计，累计的财富再次投入到制造业，推动制造业从低技术到高技术，从粗糙到精密。事实上，日本制造业能够不断持续发展的原因正是归功于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
日本财团企业通过奋起直追，与美国在信息产业的差距已经被消除，在无线通信领域日本似乎还更胜一筹。纳米技术(NT)、信息技术(IT)和生物技术(BT)成为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我国科学泰斗钱学森曾预言：纳米技术将是21世纪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如今在纳米技术产业“产官学”一体的日本，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化程度都超越了美国和欧盟，而推动纳米产业的发展的核心企业则是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这两家综合商社。
在深化全球市场的开发方面，日本各大综合商社的战略发展方向是：投资于国内外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在全球市场收集信息、采购原材料、销售成品、安排物流运输、培养综合型人才、提高经营业绩、强化集团经营。各大商社明显加强开拓新市场、介绍新技术、发掘新客商、开发新商品及其销售渠道的力度，并着手构筑高效物流信息系统，参与仓库、流通中心等物流设施的运营。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综合商社推出了不同于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如提供垫款授信、债务保证、融资、商品资金、租赁服务等，通过提供风险资金、收购兼并等形式，帮助中小高科技企业发展。鉴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各大商社综合运用信息、外汇、资金、保险等机能，加强与政府、生产企业、科研机构及海外客商的合作，以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等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大型发电厂等项目，带动大型成套设备出口。
作为日本财团的核心组织，日本综合商社近年来顺应全球化发展及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需要，重点拓展新商业领域、强化资本运作和经营风险管理，完成了经营战略的又一次转型。综合商社在强化收集及分析世界各国各地区政经信息、产业及企业信息、高科技信息、市场及营销信息、法律及税务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科学的经营战略和发展规划，推动商品和服务贸易，提升信息的高附加值化和速度化。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财团就是力量(11)
经过1997年以后一段时期相对低迷阶段，日本经济于2003年显示出了新的活力，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日本改变了过去那种锋芒毕露的竞争态势，正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追赶美国的信息技术，并且确立了从“科技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转变。同时，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各财团主办银行间的合并和综合商社的转型，不断强化对全球资源和物流的控制。
日本要重回“世界第一”
我们今天所知的日本是从二战后的废墟上经过集体意志的努力而获得新生的国家，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成就了日本独一无二的、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体制，而财团体制也成为了日本贸易和产业立国国策的物质基础。今天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是一个个本土企业的真正崛起，在全球化竞争下的中国企业如何崛起，日本财团战后60年的峥嵘岁月，值得每一个成长中的中国企业关注。
纵观美日争霸的实质是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的较量，大国崛起也许可以通过和平崛起的方式，但是不通过激烈的竞争，后发国家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者另一个大国的衰落，先进国家不会允许被后发国家超越。从2003年开始的4年间，日本经济从调整期向上升期转变，截至2008年1月，日本景气恢复已持续了5年又1个月，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景气期。与此同时，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日本财团正在加速全球扩张。
日本特有的“儒家资本主义”崇尚创造价值，而非“金融资本主义”掠夺式的赚钱。对一个发展中国国家来说，建立强大的制造业无疑是在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制造业是任何国家崛起的根本，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这个过程。金融工具是无法取代实物商品，金融业的发达与制造业的低迷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如果一个国家偏重于靠金融获取利润而忽视通过制造业创造价值，那么这个国家经济的根基是相当不稳固的。
如今，日本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借助知识产权的保护，日本制造业通过跨国经营的产业分工，将核心技术牢牢控制在手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将在中国和东亚各国投资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所生产的耐用消费品，已直接出口到欧美各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家电产品领域和汽车产业中的领导地位。
能源危机成了日本在节能和环保方面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催化剂，这些领先地位的获得使许多产业受惠，让日本财团赢得了21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日本财团旗下的各大公司对节能环保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且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生产。从“京都议定书”到“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在改变气候上日本财团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财团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综合商社不断涉足高科技研发工作，从源头控制技术贸易商机，树立品牌，推动科研成果和制造技术专业化和商品化。各大综合商社相继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环保、IT领域新技术的研发中进行投资。如三井物产成立了生物研究所、三菱商事开发自有品牌的碳精棒纳米软管、伊藤忠商事与JSAT、NTT数据等公司合作开发勘探矿产资源、农地土壤改良和灾害调查用地球探测卫星等。
来自《日本经济新闻》的最新消息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在2008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祝词中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加强经济建设，在今后10年内使日本人均国民收入重回世界第一。经团联所称“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曾排名世界第一，2005年以来排在第四。目前，排名一二三的分别是美国、荷兰和英国。
40楼
第七节从内看是社会主义（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交叉持股，构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民有国营”的经济制度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后记(1)
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忽然从没没无闻的历史舞台幕后，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窜上了台面，并且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强国。更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之一。日本，这头曾经的军事巨兽，令它的邻国惨遭蹂躏；也让横行百余年的西方各国吃尽苦头。美国占领军尚未撤出，胜利的狂欢情绪尚未消失，日本俨然已经变为一头经济巨兽。
1980年7月份，美国NBC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个名为“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的电视专题片。画面镜头显示：日本的汽车工厂日夜加班，到处是一片繁忙景象；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停工的车间处处可见，街头到处是失业的工人，一片萧条景象。NBC电视台主持人说：“什么是殖民地？殖民地的定义是输出原料，输入工业成品。”在这个定义下，美国似乎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这是危言耸听吗？
随后，美国学者沃格尔（EzraF.Vogel）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样一本研究专著，从一般的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乃至五角大楼的军人都争相阅读。美国社会上下形成了危机感，而美国企业界也认真研究和借鉴了日本经营管理中的有益元素，不断增加与日本企业竞争对抗的能力。如今，美国借助金融实力控制着宏观经济领域，日本则一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气势，扮成一个“失去10年”的虚弱巨人，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
日本“装穷”为哪般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告诉人们，太强和太弱一样，都会是不安全的。太强了，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成为其他国家的敌人。而太弱当然也是不行的，容易被其他国家欺负，失去安全。强大要有一个度，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失去安全。上世纪80年代，雄起于世界的日本经济十分张扬显赫，四处扩张，日本威胁论甚嚣尘上，结果是四面楚歌，招徕了一片喊打声。
1989年，在美国国会传阅着一份《日本对美国经济侵略的文件》，言词激烈地指出：“美国正面临着两种世界战争，即与苏联的军事斗争和与日本的经济、技术斗争。”该文件还认为，美国拥有核武器，有足够的能力阻止苏联的进攻，但却没有相当于核武器的经济手段足以阻止日本的经济、技术侵略。如果让日本乘胜前进，而美国又逐渐丧失与苏联抗争的能力，那么最后美国将全面沦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
与此相呼应，美国新闻出版界发起了“鞭打日本”的攻势。美国著名罪案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在新著通俗小说《日升》里，直言不讳地把美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归咎于日本财团的阴谋。在《影响力的代理》（1990年）一书中，作者帕林-乔特认为，东京付钱买通了有影响的美国人，试图在政治上有效地支配美国。在《即将与日本发生战争》（1991年）一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美国的头号敌人就是日本。
西方一些战略家开始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像一次、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在陆上、海上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军事实力的强盛在作战中起决定作用。而未来的战争，是信息战、科技战、教育战、经济战，是整个国家力量的整体较量。美国的杰克-安德森和戴尔-尼阿塔在《华盛顿邮报》刊文鲜明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一场经济战。”而在这场表面稳定而内在剧烈的持久的经济战中，美国正走向失败，其主要对手是日本。
为此，美国政府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调整了对日政策。1989年，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正式向日本提出了“超级301条款”，对日进行制裁。同时，美国认为，它的商品不能打入日本市场还与日本的经济结构（指财团体制）有关。1989年5月，布什总统指示与日本交涉有关经济结构问题。1989年9月，日美结构协议谈判开始举行。美国提出了200项以上的改善结构障碍的条款，从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批评开始，涉及到日本的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习惯，甚至于日本的产业文化，最后归结到打击和“改造日本”的目的。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后记(2)
1990年10月，在美国罗切斯特工科大学（RIT）举行了击溃日本经济的研讨会。此后，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设置了国家经济会议（NEC），接着又设立了国家情报会议（NIC）。国家情报会议既是白宫的机构，也是中情局的下属机构。接着，克林顿总统对国家情报会议的负责人约瑟夫-奈说，要将中情局的活动目标从对付俄罗斯转向日本的财界和政界。克林顿还要求《日本第一》的作者沃格尔与约瑟夫-奈一起工作。
经过一番被美国打击的痛苦体验后，日本一改其咄咄逼人的强大气势，借泡沫经济破裂后的短暂颓势，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始终无法从颓势中走出、失去了10年美好光阴的虚弱巨人。世人面对这一光景，无不为日本的夕阳西沉而感慨万分。整个世界一改过去对日本戒备和警惕的心态，转而用同情或嘲笑的目光关注和打量起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巨人了。日本以牺牲今天为代价，赢得了明天发展的空间。
微观经济的王者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老子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深知刚强，却安守柔弱，知雄而不争雄，守雌而为繁延，甘作天下的溪流。日本遵循着这一古老东方的辨证思想，以其嬗变的手法和“知强守弱”的生存技巧赢得了“安全”，也营造了这一“无威胁的国际生存环境”，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世界性的生存体系，继续着其支配世界经济的“王道”。
显然，潜藏在暗处，并从“细节”上来控制世界，是日本最好的战略选择。日本通过采取向国外大量转移产业的方式来淡化产品的国籍，以借船出海的方式避免引起他国的注意。日本财团的制造企业纷纷通过在欧洲和美国建厂来摆脱限制，也使日本海外财富迅速膨胀。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约合16277亿美元，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对外纯债权总额的6倍，与1991年的3831亿美元相比，11年间增长了3.25倍。
日本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手法，从整体战略（产品）转向了局部战略（零配件）。在成品领域，日本竭力以低调和不事张扬的面貌出现，并主动放弃了许多世界第一的称号（无论是在制造业、商业还是金融业）。2007年7月23日出版的《财富》杂志公布了2007年全球500强全名单，日本企业的排名出现大幅后退，只有丰田汽车公司跻身前十名。此次入选500强的日本企业有67家，大大少于1995年入选的147家、2000年入选的100家和2005年入选的80家。值得思考的是，日本企业2002年后效益大幅提升，为什么排名却迅速下降？
日本虽然放弃了表面的张扬，但在暗中却一点也没有停止扩张，而是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零配件生产、加工与供应体系，将优势集中到零配件这一不易为人所觉察的领域，通过向各国的民族品牌提供精美而高质量的零配件来反客为主式地占领各国的市场。在暗中，日本通过获取大量的发明与技术专利，在悄然无声攫取和瓜分世界的财富。2002年美国发明专利最多的10家大公司中，佳能、NEC、日立、松下、索尼和三菱等6家登上该排行榜。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加藤宽露骨地说：“美国移动电话配件九成是日本造。换句话说，美国也被日本控制着。应像犹太人那样进入对方国家，支配那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小泉首相的意图。所谓‘没有禁区的结构改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移动电话、数码相机、摄像机、DVD等领域，日本企业的创新和变革始终都在延续，所有这些创新所需的关键部件均来自日本。日本企业在这些创新方面甚至占据了70%-90%的市场份额。
事实上，日本于2002年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全面启动了“知识产权战略”，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大对世界经济的盘剥与渗透，全面封杀和堵截高新技术向其他国家企业转移的各种路径，来确保日本在高附加价值领域，甚至在基础的生产制造技术领域对美欧的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方面，全面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日本财团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截止2007年4月5日，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证实说，“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具体到企业，中国大多数知名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不及日本1家大公司的零头。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才不过1539条。
《三井帝国在行动》 第三部分 后记(3)
民族品牌的背后
当世界各国人民在全力地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时，日本人却用世界各国的民族品牌来包装日本的零配件。这样，便出现了一幅让人们十分震惊的图画：虽然从外表上看都是本国民族品牌，但如果从内里看则不难发现大多是日本的零配件。世界各国的工业产品越畅销，越火红，对日本零配件的需求与依赖也就越大，日本的厂商就越得益，日本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品牌满足了世界各国的自豪感，而利润却让日本商人暗中狂喜。
日本在确立了自己对世界各国民族品牌的零配件供应体制的优势后，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加强对世界各国各种产品使用日本专利收取高额费用，以此来加强对世界各国市场的渗透与控制。日本积极抢夺专利，以知识产权为武器进行“经济入侵”。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首相亲自率领的知识产权部，松下、索尼等很多大财团的企业都已加入其中，以达到争夺世界市场的最终目的。
美国对日本企业的技术依赖十分巨大，例如，.英特尔公司的闪速内存是委托夏普等日本企业生产的；摩托罗拉的高性能动态内存条通过其与东芝的大型合作项目的工厂生产；惠普的RIS芯片中很多是由和日立的合作项目生产的；IBM自己生产的最先进打印机的引擎部分多是依赖日立供应。又如，隐形轰炸机机体的防雷达的特殊涂料，就是日本研制的。从战斗机到军舰，美国尖端武器电子装置中所使用的陶瓷部件，95％是日本制造的。
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从宏观经济领域考察日本经济，就会有很大的片面性。日本经济模式真正的优势和特点在微观经济领域，要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来评价。GNP等于GDP加上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再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一般表现为GNP大于GDP；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一般表现为GDP大于GNP。两者的差异，最终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生产要素不均衡下的财富转移。
“日本第一”并非言过其实。在日本GDP低迷的2000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却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是指包括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日本海外所得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相当于人均GNP。此时，日本财团在全球的跨国经营活动重点正在向中国转移，表面看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资本，实际上是加强了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控制力。日本谨慎而有序地进行着新的经济制度调整，其实质是不断强化对全球微观经济的控制。
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月刊（2004年5月号）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说，“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文章写道，中国经济发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因为两点：一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中国产业不可缺少的高质量的产品；二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其实早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经济界（主要指财团）就提出了“中国大活用”、“超制造业”、“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等构想。“中国大活用”是指实现中日两国关系产业互补。“超制造业”是指日本脱离制造工业，从事研发和部件制造，组装在中国进行。“国际间垂直分业体制”则是生产一个产品需要很多的工序，把这些工序垂直地安排到全球产业链上。如今，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为首的日本财团正在将这些构想变为现实。
岂只金融有风险
日本财团的新经济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始终体现在“商权”的争夺上，综合商社在其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经济总参谋部（大本营）。在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扩展的过程中，综合商社一定是最先进入某一市场的，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打开当地的“商路”，进而控制“商权”，为制造业企业的进入开路。
受到产业国际再造或网际网络普及的影响，综合商社除积极推动事业合作与整合之外，正在加强投资参加便利商店、超市等物流领域，大大地改变整个物流业界的布局。综合商社因应企业的物流逐渐导入供应链管理（SCM），提出一套有效的物流管理系统，于是第三方物流业务（ThreePartyLogistics）应运而生。综合商社为中国、菲律宾、印尼、东欧等物流网络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起一套物流服务体制，从而增加日本的货物物流进出口机会，也能完整架构出SCM的需求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