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抢夺针灸标准遭日本网民"棒喝" 发布时间：2008.07.07 15:05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邓媛 “韩国啊，你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形式才能炫耀国威吗？”——一名日本网民 刚刚过了半个月，韩国韩医协会所谓“韩医针灸替换中国成为国际标准”的说法就遭遇了当头棒喝。 7月3日，有香港媒体引述有关人士的话透露，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官员已经向中国真诚道歉，称韩国的表态是严重错误的；该官员还谴责了韩国，并表示WHO将于近日在中国召开发布会，向外界说明真相。 361个穴位之争 一切都源于韩国韩医协会的一次自我表扬。 源于中国的针灸术，正恩泽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病人。
图为同仁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针灸铜人。
被广泛转载的消息大多都来自韩联社的报道。该报道称，韩国韩医协会在6月18日公开宣布：“WHO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的针灸穴位位置作为标准，而是选择了韩国。”韩医协会表示，人体上可以进行针灸的穴位有361处，此次国际标准中的357个穴位采用了韩医学的标准，接近99%，“这事实上表明韩国韩医学的针灸术成为了国际标准”。 消息一出，震动中国，来自民间的质疑和“反思声”不绝于耳。有报道引用亲自参与制订针灸国际标准的著名专家黄龙祥的话称，人体361个穴位中的359个都是依照中国标准制订的，比例接近100%，韩国人的说法完全失实。黄龙祥表示，真正参与标准制定的韩国专家都很清楚中国的努力和贡献，“我保留了所有会议纪要，以及图像和图片纪录。” 事实上，关于针灸的国际标准之争由来已久。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为了统一针灸标准，中日韩三国专家从2003年起就着手研究，并在去年完成。最初的355个穴位采用了中国方案，另外6个有争议的穴位经过投票，4个采纳中国方案，剩下的两个穴位则将日韩方案列为第一，中国列为第二。 部分韩媒仍在自我陶醉 如此事实清楚的针灸标准制订过程，却在韩国人眼里成了“韩医学的力量”。甚至直到WHO有关官员已经表明韩国的观点是错误的之后，韩国部分媒体依然还在自我陶醉中。 《韩国日报》7月3日在头版发表题为“针灸穴位被公认为国际标准——‘韩医学的力量’”的文章，指出WHO统一了东方传统医疗技术“针灸”的国际标准，完成了针灸医疗法的标准化与国际化。而韩国标准被接受与认可，彰显了“韩医学的力量”。韩国首尔电视台（SBS电视台）也在7月4日上午以“韩国—中国‘我们国家是针灸宗主国’双方论争”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称“大韩韩医学协会”表示，这些国际标准的穴位大部分沿用韩国的标准，意味着韩医学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虽然文章标题涉及到中韩就这一事件的争论，但没有对争论做详细阐述。 相比之下，作为韩国三大报纸之一的《中央日报》，在7月3日对整个事件的报道更加全面一些。它在文中除回顾了三年前开始的这场争论以及韩医协会的观点外，还提到了中国的异议，认为韩国是在“歪曲事实”。同时，还提到了WHO对韩国“表示了批评的态度”。而这样相对客观一点的报道，本报记者在其他韩国媒体上并没有看到。 7月5日，韩国主要报道医疗方面消息的报纸《今日医学》以“韩医VS中医 ‘针灸穴位’到底哪国是国际标准？”为题，对中韩“针灸标准之争”进行了梳理。文章报道说，韩国大韩医学协会并不同意“韩医学超过中医学得到了国际认定”的说法，称这是先前媒体的不准确报道导致的。 日本网民也看不下去了 “这个话题太敏感，请不要署我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的一名韩国学生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她“支持针灸是中国的”，但现在谈这个事情“有点敏感”。 与这名韩国留学生的态度相比，韩国各大网络论坛中，网友的观点却壁垒分明。其中有人对“韩国针灸成为国际标准”兴奋不已，但也有一些韩国网民对此并不认可。“不要把别的国家的东西抢过来好不好？？我们要该承认的东西该承认吧！被日本历史歪曲解释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愤怒的吗？？”在韩国人气比较旺的DAUM论坛，一名叫“灰姑娘”的网友说。另一个名为“大熊”的网民则表示，“全世界为这样的东西打架的国家就是韩国和中国！说实话，有证据针灸是在韩国发明的吗？这都是在古代通过漫长的时间由不同祖先完成的东西，咱们好好和谐不好吗？” 相比之下，“韩国抢夺中国针灸”的消息在日本媒体上也成了高人气帖，日本一些网民也纷纷表示“看不下去了”。在YAHOO日本网站上，一个日本网民说：“缺少独创文化的韩国对什么都嫉妒，都想占为己有……韩国这是文化恐怖主义，要受到联合国的谴责。”还有一个日本网民发出质问：“韩国啊，你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形式才能炫耀国威吗？”不少日本网民还翻出了韩国将端午祭申遗的往事，认为“韩国自称本国发祥的文化实际上99%都来自中国或日本”。 1。。.JPG

钟南山的本事（转载自某博客） 说起钟南山，在中国大陆医学界大名鼎鼎，2003年‘非典’暴发以后，更是在中国大陆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自他上大学起，各种头衔加起来远远超过100 个（有些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近年他“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这个位置尽管没有多少实权，但据称享受副部级待遇，以前常由卫生部长或副部长兼任，一直由在京人士担任。钟南山是第1个非在京人士，也是第2位没有当过部长或副部长的人担当这个位置。好奇者也许会问，钟南山是凭什么本事，让自己能有今天的位置，同时享受着一些无形特权，譬如，能跟随总理出访；当他的手提电脑被抢，能惊动政治局委员，10天就完璧归赵，而多少公民被抢劫，公安局几乎不给立案。 钟南山，祖籍福建，1936年10月出生于其父当时的工作单位——南京中央医院（现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其父钟世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在的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现政府成立后，曾在中山医学院（现在的中山大学医学院）做一级教授。尽管钟南山的幼年处于战争年代，但钟家基本上都在后方生活，以如此的家庭出身，可以说钟南山在上大学前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他能考进北京医学院（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院），并通过考试获得去前苏联留学的资格（后因政审不合格而被取消）即是佐证。 钟南山1954年考进北京医学院后，学习成绩一向不错（当时这样的学生很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曾经打破过400米跑的全国记录（该届运动会共有664名运动员844次打破106个单项全国纪录），还获得男子十项全能亚军，所以他还是个运动健将。但是，也是因为参加全运会需要训练，耽误了他临床医学课程的学习，以至于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直接从事临床医学工作；为此，他父亲对他颇有不满。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钟南山留校工作。起初，他并没有从事医学专业工作，而是担任辅导员，做过校报的编辑，还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不知道当时钟南山是自愿‘打杂’，还是服从组织安排。过了若干年，钟南山才开始从事放射医学专业。可不久，又到农村参加了近一年的‘四清’，表现积极，文革前夕，荣光‘入党’，以他这样的出身，赶上了文革前入党的末班车。 文革开始，这段日子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堪回首，钟家也在劫难逃。其父钟世藩尽管对现政府有功，但也受过民国‘反动’政府的恩惠，曾被公派到美国留学，是个‘老海龟’或‘旧海龟’，何况‘权威’必是‘反动的’，加上其母廖月琴的，‘自绝于人民’，在出身论的年代，这些一定会给钟南山带来灾难。期间，钟南山烧过锅炉，作为医疗队队员下过乡……。终于于1971年9月快到35周岁之际，钟南山离开红色首都，回到了广州。 从1954年离开广州上大学到1971年回广州这不短的17年中，钟南山在学业上进步的时间只有刚开始的3年多，仅限于医学的基础理论。尽管是医学院毕业，几乎没有临床工作经验。 回广州后，钟南山在广州市第四医院（现在的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当一名普通医生。此时，他才真正开始从事临床工作。从上文的内容可想而知，钟南山刚开始当医生时一定很吃力，少不了误诊误治病人。但是，钟南山是个要强的人，通过自学和自我总结，一段时间后，在业务上已经和其他医生不相上下，甚至更强。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学习英语。 1976年某个‘伟人’瞑目，广播电台报纸都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损失，可是，国家不仅没有损失（唐山地震应算自然灾害吧，而且还在‘伟人’瞑目之前），‘天下大乱’竟然渐有好转，也真是怪异，或许真是‘化悲痛为力量’的缘故吧。随后，另一个‘伟人’复出，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开始重新选派知识分子到‘敌对’势力，即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在此需指出的是，‘开放’指打开国门是不确切的，而应该是打开门向‘敌对势力’开放。第一‘伟人’活着的时候，我国的国门也是打开的，不过是门向东开（你看，洪涛，另一个院士，就是1960年罗马尼亚毕业的博士；详情又是一个故事，在此打住）。 在这种大环境下，1977年首先恢复大学招生必须通过入学考试，废除了1976年还在实行的‘工农兵学员’ 招生形式。紧接着，1978年通过考试，在各单位的业务‘骨干’中选拔出国留学人员派往发达国家留学。因为文革前俄语的霸主地位以及文革的耽误，也许还有英语考卷太难的缘故，英语考试30分以上就算合格。考30分到49分的人被派往非英语国家，考50分以上的人被派往英语国家。 钟南山的转机就在于此。 1978年钟南山被选拔参加出国考试，分数过了线（钟南山同一科室另一名医生的成绩虽然更高，但‘政审’不合格，故排在第2的钟南山就成了出国候选人）。1979年钟南山被派往位于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进修，后又转到伦敦大学学习了几个月，并于1981年11月回国。在英国留学留学期间，钟南山非常努力，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尤其在科研方面得到了一定的训练，比国内没有出国进修的同事长进许多。但要说杰出的成就，那也谈不上，两年时间，毕竟太短，对谁都是如此。 回国后，钟南山工作非常努力，他领导的研究组做出了一些成绩，代表性的工作有：研制了简易的支气管激发测试仪（仅仅是仿制，谈不上创新。该仪器在临床上并没有多少使用价值，但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错的了）；研究了中国人青少年的气道反应性，做了一些隐匿性哮喘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在国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些论文基本是重复国外的研究，有了不多，没有也不少，而且大多数论文的证据并不支持论文的结论。当然，国内绝大多数论文都是如此）；还有就是通过专家组‘鉴定’的许多获奖的成果（但没有一项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此外，钟南山领导创建了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要说抢救病人或医治疑难杂症，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成就，说实话，真是不足挂齿，就像每个医生都有失误的时候一样。就是最近几年，钟南山还误诊了一例病人，将一例其他医生高度怀疑为肺癌的病人诊断为肺结核，病人和家属当然更相信院士，以至于耽误了好几个月。当然，这样的例子，就不会写进钟南山的事迹录了，老百姓就更不会知道院士还能失误，病人和家属也只有哑巴吃黄连，是你自己相信院士的呀。 有以上这些成就就够了（还有许多所长、校长、院士、部长没有这么多呢），加上‘海龟’的背景，更缘于他和各级人员打交道的超群能力，钟南山变成了中国大陆医学界的名人，除了在自己单位担任各种行政职、学术职务外，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常务理事，全国呼吸病学会的副主任委员；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达10年，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6年成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院士；1998年起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2003年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获“中国医学基金会华源医德风范奖”，‘广州市侨界杰出贡献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4年被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联合授予侨界‘十杰’；2005年‘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这些头衔，只要得上一项，平常人就够吃一辈子了，更何况都落到一个人头上，真是喜事临头挡都挡不住。 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和钟南山生活在一起的广州市民，极少听说过钟南山有腐败方面的事情。然而，在目前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你能赚钱而又不赚，反而要被称为不正常），钟南山真是英雄加圣人么？ 钟南山任广州医学院院长长达10年。期间，广州医学院及其附院购置的大中型仪器和设备，是从哪里进货呢？多数是从钟南山自己夫人办的公司进货。在价格、质量等方面，旁人无法知道其中有无猫腻？这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广医人当然知道，但是谁也没有胆量和英雄交手，除非是超级英雄。然而，在舆论界、医学界、官场上，这些事情好像并没有引起多少议论，也丝毫不影响钟南山的鸿运，这不能说这不是钟南山的本事。 2003年的非典（萨斯）暴发后，钟南山被誉为抗非‘第一功臣’，据称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他‘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不能不说与此有极大关系。那么钟南山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非典’（洋名‘萨斯’）吧。 ‘非典’是‘非典型肺炎’的简称。大多数肺炎的原因是细菌（肺炎球菌引起大叶性肺炎，肺炎杆菌引起小叶性肺炎），这些都称为肺炎。少部分肺炎不是有这2种细菌引起，而是由其他种类的病原体（例如衣原体等）引起，其临床特点与细菌引起的肺炎不一样，所以称为‘非典’，数十年前就有‘非典’的病名。其实，‘非典’本身是个很笼统的病名。 本次发病有记载的首例‘非典’于2002年11月16日发生在佛山，之后在河源、江门、中山等地陆续出现个案病人，当时并没有引起大范围的流行，但最终引起了全球暴发，并导致许多人死亡。因此，此次‘非典’与既往的‘非典’不一样，此‘非典’不是那‘非典’。 钟南山他们的第一例非典病人。 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钟南山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是广州医学院附院的一部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收治了该所的第一例非典病人（该病人在河源当地医院因其他疾病住院时很可能被同病房的一个‘非典’病人传染），这位病人最终恢复出院。钟南山他们除了注意到该病人的‘非典’特征外，也注意到该例病人共传染了另外８人，而且也听说了在中山和河源有类似的病人，并且也能传染别人，他们将之定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之后，他们又收治了一些同类病人，大部分治愈，少部分死亡。钟南山也呼吁过要重视该病，同时也告知了广州市和广东省卫生厅的行政领导，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没有提出任何可操作的具体预防措施（这不能说是钟南山有意不提预防措施，很可是他不懂得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所以提不出来），也没有告知其他医院同行（很可能他从本质上并没有认识到该病的危害性是如此可怕）。 ‘非典’是如何在广州暴发，然后蔓延全国，同时走向世界的呢？ 位于广州市西南、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在2002年年底、２００３年年初收治了主要来自于广东河源市（县级市）的一些非典病人，这些病人病情较重（较轻的病人也许就在当地治疗，而且此时已接近２００３年的春节（2月1日），能不出远门也就不外出了），这些病人大多入住中山二院，这是因为从河源到广州看病，最近的大医院就是中山二院，该院是个‘三甲’医院，看病一般不会舍近就远，而且中山大学在广东乃至香港都有极高的名气，因此，中山二院收治了近２０例病情较重的‘非典’病人。年关将至，此时医院一般比较空闲，可是二院呼吸科有这么多的重病人，那真是忙不过来。怎么办？向卫生厅报告。卫生厅一声令下，将病人分流到广州各大医院。因此，‘非典’病人就从二院走向了广州各大医院：省人民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山三院等（因为广州医学院附院就在中山二院附近，已经收治了一些非典病人，所以暂时没有再收转院病人，后来一些重症病人转到该院）。随着这次大转院，非典从广州外围的城市，扩散到了广州各处：中山二院的救护车司机、转院途中护送病人的实习生、各医院相关的医护人员……。譬如，一位病人从中山二院转到中山三院，再转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原来的广州市传染病院），前前后后共传染了１３０多人。春节过后，大批外地人员到达广州以及周边地区，感染病毒后又回到家乡，也将非典带回自己的家乡，非典从此就蔓延到全国。中山二院的一位肾科教授也因为救治非典病人而被感染，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１日因私（参加女儿婚礼）去香港入住某宾馆（此时，这位教授已经有一些症状，最后病死于香港。在大陆其他死于非典的医务人员或多或少被授予各种荣誉，这位同样也是为了救治病人而被感染、最终病死于香港的教授，却没有被授予任何荣誉，要死还是死在祖国大陆好啊），宾馆的数位其他旅客感染后，再将病毒带向自己的祖国或下一个目的地，从而非典走出国门，奔向世界……。 非典从局部的发生，发展到全球暴发，关键就发生在上述这段时间。 为什么会非典这么快就蔓延到全国并且全球暴发呢？是因为那时候的病毒传播能力强么？不是。北京小汤山医院收治了６８０例病人，１３８３名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后来北京市在一线防治非典的３９６２名的医护人员同样也无一例感染；这些都是因为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的结果。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非典从广州外围传到广州，再到全国以及全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非典流行早期，预防措施不力。钟南山他们早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底、２００３年１月初就发现非典很容易传染，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们向社会发出的预警（也许想这么做，但是给官员遏制了），也没有看到他们向其他医院的同行提出预警（这一点无法用官员遏制解释，因为以他的身份，向同行预警，只要几个电话就行）。 我们再来看看发生在越南河内一家医院‘非典’暴发后的处理情况。 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位于越南河内一家６０张病床规模的法国医院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河内办事处报告了一例特殊的类似禽流感病毒感染的病人。在河内工作的WHO感染病专家，意大利籍的呃白尼博士(Carlo Urbani)接到电话后，当即赶到医院，得知该病人在香港和上海旅行时稍有不适，到达河内后开始发病，而入住该院。紧接着数天内，呃白尼博士密切观察病人，当他发现在几天之内，该医院出现了数十例例类似的病人，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该病人有过接触的医护人员时，呃白尼博士迅速作出反应，对这种当时还不明原因的疾病保持高度警惕，并留在医院工作，记录病情，将标本送到高水平的实验室检测，加强预防隔离措施，并向在日内瓦的WHO总部报告，建议将此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音译就是‘萨斯’，即由每个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医院同时成立隔离病房，一些医生不再离开医院，以免将疾病传给家人和社会。同时，呃白尼博士以他的专业知识和个人魅力，说服越南政府，于２００３年３月９日召开了由越南卫生部副部长参加的紧急会议，经过４小时的磋商，越南政府作出决定：暂时关闭该家法国医院、采取严格的各种预防措施、谋求国际专业援助。正是因为呃白尼博士的努力以及越南政府采取的得力措施，越南从2003年2月23日(2月28日报告给呃白尼博士)第一例病人的出现（该病人于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１日和中山二院那位被感染的教授在香港住在同一家宾馆），到2003年4月14日的最后一例病人，用了不到50日的时间，即控制了非典的流行；采取措施后，疫情没有殃及全国（基本限于河内），新感染的人数极少，所以越南的病人总数也只有63例。而我国从2002年11月16日发生第一例病人，直到2003年6月3日最后一例病人，时间跨度半年多，几乎波及全国各省区，病人总数高达5327例（当然，原因不仅仅在医学界，还有其他）。 比较钟南山和呃白尼两人，这就能看出钟南山的本事。钟南山认识到非典的高度传染性，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呃白尼不仅认识到同样的问题，而且采取了非常有效的行动，遏制了非典在越南的全国性流行。 在寻找非典病因方面，钟南山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现在知道引起非典的原因，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现命名为萨斯冠状病毒），这是由在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工作的斯里兰卡人Joseph Malik Peiris博士所领导的科研组和美国CDC的研究人员分别发现的（报告时间仅相差一天，见下。这就是竞争）。该研究结果经WHO临时组建的由11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组成的非典协作组织（2003年3月15日由在WHO工作的德国人Klaus St?hr博士组建。同年4月初广东和北京的2个实验室也加入该协作组织）大多数成员验证，获得相同的结果，并经过动物实验，最后确定此种新的冠状病毒为传染性非典的病因。 出现非典病人后，钟南山他们发现这些病例与既往的非典病例不同，为此，他们也在积极寻找引起该次传染性非典的病因，但无法知道他们到底做了哪些具体工作。从发表的论文看，钟南山他们仅仅是在别人确认病因后，将原有的病人标本，让香港大学的人检测而已，因为这些标本是从非典流行早期的病人中取得，是这些标本本身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论文得以发表。其论文内容已经没有创新，结论也是重复别人的结论。 但是，钟南山他们说：他们最早提出非典的原因可能是病毒。只要有现代科学素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提出某种设想是要有研究证据的，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而且，这种马后炮式的陈述，谁又能证明他们当时是否是这样认为的呢。在否认北京的‘衣原体’学说的时候，钟南山他们并没有理直气壮地称非典是由病毒引起的。 发现非典病因的过程是这样的。 根据非典的特点，可以确定是一种致病性的微生物引起，但在其病因没有明确以前， 每一种微生物都必须考虑。事实上，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WHO非典协作组织起初也是围绕着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衣原体等寻找病因；其中有些实验室曾在非典病人的标本中分离到副粘病毒、人间质肺病毒、H3N2流感病毒、甚至衣原体，但结果没有被大多数实验室证实。直到2003年3月21日，香港大学的实验室向WHO非典协作组织报告，在培养的细胞中发生细胞病变，并发现了一种能与病人血清反应的病毒样颗粒。紧接着，3月22日美国的CDC报告发现同样能引起细胞病变的病毒，其形态象冠状病毒，3月23日，同一实验室用PCR以及核酸序列分析等方法，确定该病毒为冠状病毒。3月24日至26日，WHO非典协作组织的多数实验室都获得同样的结果。3月27日至31日，香港大学实验室分离到的病毒提供给所有协作组成员，获得一致结果。4月1日至9日，荷兰的实验室用猴子实验证实了这种冠状病毒能引起与人类似的疾病。此时，WHO非典协作组织成员一致认为非典是由该种冠状病毒所致。 遗憾的是，这段时间里，我国政府仍在否认非典流行，而仅仅是个别病例；中国CDC属下的病毒研究所的洪涛院士以及中国CDC的李立明主任仍坚持‘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确定衣原体是非典的病因并发布新闻后，钟南山他们并不认同北京的观点，仍然在寻找非典的病因。以前的非典可能是‘衣原体’感染，因为病人比较容易治疗，传染性极低，病死率也极低。但这一次的‘非典’不一样，作为一个呼吸科的医生，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钟南山倒是没有犯错，作为广州的地方权威，敢于与中央的权威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在中国也难能可贵。这说明，钟南山的本事要比北京的洪涛和李立明大。但是，不能以此就说钟南山的本事有多高，实在是洪涛和李立明水平太臭，缺乏常识（这两人占着中国学术界最高的位置，可想中国的科技水平究竟如何）。 激素治疗‘非典’的问题。 钟南山他们最早用大剂量肾上腺皮质激素（简称激素）治疗‘非典’，曾经被称为创造。然而，因为大剂量较长时间（超过一周）使用激素后，部分病人留下了股骨头坏死的终身并发症，现在已经悄悄地不再提大剂量使用激素治疗了。那么，究竟‘非典’必须用激素治疗么？需要大剂量较长时间地使用么？ 对上述问题，到目前还无法得出一个绝对结论。但是，因为每一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是否使用激素取决于病人的情况。 原则上，对感染性疾病一般是不使用激素治疗的，因为激素能抑制人体的抵抗力，从而使感染加重。但是，在感染性疾病的危重阶段，大剂量使用激素，能减轻因感染造成的炎症，减轻中毒症状，即能缓解病情，因此，临床上也常使用激素治疗，但一般是短时间使用（3天至5天，极少超过1周）。譬如：重症病毒性肝炎、重型流行性出血热、重型乙型脑炎、重型钩端螺旋体病、重症登革热等等。这些在传染病教科书里都写着，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因此，在非典危重阶段，大剂量使用激素对病人可能会有益处，事实表明也是如此，但有无必要长时间（超过一周）使用激素呢？恐怕很难统一答案，对此，目前没有非典病人，也无法再进行临床观察。 因此，钟南山使用激素治疗非典，对重症‘非典’病人是有利的。但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先例，并不是创造性的发明，仅仅是用在‘非典’病人身上而已。如果真将激素治疗非典是个开创性的成就，那只能说明对传染病知识的匮乏。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钟南山仅仅根据非典病人外周血的两种淋巴细胞（CD4和CD8）的比例下降（此现象类似于艾滋病的CD4和CD8比例下降），在国际医学会议上发言时就得出结论，认为非典病毒是通过抑制人体免疫力而致病；另一面他认为激素对非典有效。非典是病毒感染，至今对此并没有特异的有效药物（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所谓的重组人ω干扰素能有效治疗非典，她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这是一副蒙汗药，又是一个造假成功的典范，详情又是一个故事），只有依靠自身的免疫力才能清除体内病毒，而大剂量激素能抑制免疫功能。钟南山能提出这种完全相饽的理论，这说明他缺乏基本的免疫学知识。 防治非典的‘四早’。 钟南山在防治非典中，提出了‘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被媒介说成是钟南山他们的重要贡献。其实，只要有点传染病防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防治传染病的最基本的知识，传染病的教科书就这么写着，居然也成了钟南山的成绩之一。再说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知道，哪一种病不需要早发现早治疗呢？实际上，传染病防治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就地治疗’，即尽可能在当地治疗，而不要转院。因为转院过程中，一是容易引起病原体扩散，二是运送途中的颠簸可能加重病情。当然，现在运输条件好了，隔离设施好了，转院也不是不可以。 果子狸是否是‘非典’的主凶。 尽管证据不足，但钟南山一再声称，果子狸是‘非典’的主凶，在他的力主下，广东省在2004年年初灭了上万只果子狸，许多人为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2004年10月份钟南山请国内数十位专家到广州鉴定‘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防治研究’的成果，尽管有关专家一致认为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确认‘果子狸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的主要载体’，对此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钟南山他们擅自修改鉴定专家组的意见，通过新闻媒介放话，宣布专家组在鉴定会上已经认定，果子狸是SARS冠状病毒的主要载体。这不能不说是钟南山的一种本事。 至今为止，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果子狸并不是‘非典’的主要载体，仅仅是一种易感动物。对‘非典’病毒易感的动物有很多，象多种鸟类、水禽、穿山甲、貉、蝙蝠、狐狸、猕猴、蛇、老鼠等，而且有些也在市场上销售。为什么钟南山唯对果子狸独有情愫，认定它是非典的主凶呢？ 原来，果子狸是非典主凶的提出者，香港大学的管轶和郑伯健两位博士（这两位作者发表在Science的论文是并列第1作者），有恩于钟南山（钟南山2003年发表在著名杂志Lancet的一篇关于非典的论文就是管轶捉刀的，钟南山是第1作者，郑伯健是第2作者，通讯作者是管轶。按说通讯作者是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以钟南山堂堂院士的身份，反而要在港大的一个副教授领导下工作，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因此，作为回报，钟南山总该有所表示，也许就自觉不自觉地赞成管轶和郑伯健他们的学术观点。这种缺乏科学根据，就匆匆得出结论的做法，正是洪涛他们在确认非典病因时发生的错误。 关于钟南山他们多个‘第一’。 钟南山通过新闻媒介，宣布他的科研组研究创下了多个科研‘第一’（最早提出广东省2002年～2003年‘非典’流行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较早地证明该次流行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最早明确SARS的临床特征、潜伏期和易感人群，提出了预防医院内感染是控制SARS流行的关键措施之一；首先建立了SARS监测报告系统和社区家庭隔离模式等）。这些都马后炮式的，没有客观的科学根据。通过查阅国内和国际专业杂志有关论文的接收时间和发表时间，没有证据表明钟南山他们的哪项工作属于‘第一’。如果真有那么多的第一，为什么钟南山在非典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没有被公认呢？港大的Peiris博士就凭着仅有的一项第一，就确定了他的国际地位（见后）。 WHO确定非典疑似病例和可能病例的诊断标准，明明是呃白尼博士总结越南河内病人的特点，报告给WHO总部后制订的，‘萨斯’病名也是呃白尼博士命名的。钟南山清楚得很，那时候我国还在否认非典，卫生部长张文康还在坚持‘中国是安全的，仅有个别非典病人，不能因为非典在中国最早被发现就说成是起源于中国’。钟南山他们敢于用模棱两可的说法，称他们确定的SARS临床特征是WHO制订诊断标准的雏形。钟南山他们能否拿出证据，证明WHO是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钟南山他们敢说是他们最早提出了预防医院内感染是控制SARS流行的关键措施之一，首先建立了SARS监测报告系统和社区家庭隔离模式。他们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呃白尼博士可是在2003年3月初就已经在越南河内使用这些预防措施了，也因为这些措施，越南的非典基本限于河内，全国只有 63例之多。而国内（包括广州）的大部分病人都是因为医院内感染而引起的，2003年春节后的广州中山二院、广州中山三院、广州军区总院等，2003年3月中旬的山西省人民医院、3月中下旬的北京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等多家医院、天津的武警总医院等等，无一不是医院内感染而引起。正是因为没有得力的预防措施，我国大陆共有多个省市区出现暴发，散发病例几乎波及全国，共有5327人发病。有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问，既然最早就提出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病人呢？ 钟南山他们既没有说是‘国际上第一’，‘全国第一’，也没有说‘广东省第一’，甚至也没有说‘广州市第一’。事实上广州数个大医院在2003年春节前后收治中山二院的转院病人后，就有许多医护人员以及同病房的住院病人被感染，有些医院在2003年2月中旬就已经专门成立了隔离病房，采取措施，因此，疫情在这些医院没有进一步扩大（这些医院比呃白尼博士的措施早了近2周，可惜的是，他们未能向社会呼吁，未能在全社会推广）。呃白尼博士死了，不会来和他们论理，到底是谁第一。如果真有人和他们叫真，他们最后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广州医学院的第一’。 钟南山他们利用文字游戏，敢称多个第一，真不愧为曾经是400米跑的全国冠军，这也是钟南山的一种本事。 非典暴发是如何控制的？ 非典发生于2002年11月份，2003年春节前后在广州流行，起初并没有被控制，国内也没有重视，广东省卫生厅还隐瞒了一半的病人数。后因波及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开始引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视。WHO在河内的工作人员呃白尼博士的睿智和出色行动，并让WHO向全球发出警告；同样在WHO工作的Klaus St?hr博士的出色组织能力，在短时间内组建了全球性的萨斯研究协作组织，这极大地缩短了为寻找一个不明疾病的病因所需的时间；香港大学的Peiris博士的研究组和美国CDC的实验室迅速找到了病毒，为及早确诊病人等诸方面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有了这些关键性的工作，加上全球各国政府高度重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经过无数各级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努力，全体民众的配合，最终于2003年7月中旬控制了本次非典的全球性暴发。因此，非典的控制，关键性的人物只有3人，即Urbani（呃白尼）, St?hr和Peiris这三位博士，非典暴发被控制的功劳应该归于全社会的协同努力。 我们来看看非典全球发病的数据，就能知道其他国家是如何有效地预防非典的。非典曾在2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全球共有8098例，包括：我国大陆（5327）（括号里为发病人数）、香港（1775）、台湾（346）、加拿大（251）、新加坡（238）、越南（63）、美国（29）、菲脉（14）、泰国（9）、德国（9）、蒙古（9）、法国（7）、澳大利亚（6）、马来西亚（5）、瑞典（5）、英国（4）、意大利（4）、印度（3）、韩国（3）、印尼（2），只有1例的国家或地区有9个：澳门、科威特、新西兰、爱尔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士。中山二院一位被非典感染的教授因入住香港一家宾馆，除将病毒带到香港外，还有数位同一宾馆的旅客将病毒分别带到了加拿大、新加坡、台湾和越南。因此，除祖国大陆外，香港、台湾、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是第一批被非典波及的国家或地区。因为有了呃白尼博士，越南最早采取措施，所以病人最少。香港、加拿大、新加坡、台湾是在WHO发出全球警告后才采取措施，所以病人相对较多。而我国，在WHO发出全球警告后还在否认，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所以病人才有如此之多。 上述29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9个国家只有外来病人，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病人在当地没有再感染任何其他人，说明这些国家的预防工作做得及时有效。俄罗斯仅有的1例病人无法确认是外来还是本土病人；美国29例病人中，28例是外来病人，另1例无法确认感染途径；蒙古9例病人中，8例是外来病人，本土感染仅1例；菲脉14例病人，7例外来病人，7例为本土感染，这也说明这些国家的预防工作做得及时有效。这些成就归功于谁？难道没有钟南山不成？我看只能归功于呃白尼博士的出色工作，WHO的及时警告，以及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有效预防措施。作者非常好奇，不知道这些国家有没有象钟南山这样的‘抗非英雄’。 广东‘非典’造‘英雄’的奇迹。 非典最早出现在广东，然后扩散到全国乃至世界，我们当然不能责怪广东，因为，这非典确实非常特别，作为新的传染病，发病初期对之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病势之凶险、其传染性之强，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别人（呃白尼博士）认识到非典的危害，而且采取有效措施后，广东的所作所为如何呢？广东的舆论宣传广东是如何如何伟大，如何有效预防非典，其根据是：广东人口比北京多5倍，但是非典病人没有北京多。有人能和广东抗争么？河南、山东等省的人口比广东多，可非典病人仅仅是广东的零头，这怎么说呢？广东就是不提非典是从广东传到全国和全球的。 2003年6月份的广东 省‘抗击非典’表彰先进大会上，钟南山被授予唯一的特等功臣（战场上的特等功臣几乎没有一个是活着的或肢体健全的）。也只有广东，非典病人只有1512个，就有736个先进集体和7964名先进个人。其中一等功187人，二等功916人，三等功4460人，立功者高达5751人，每1个非典病人造就了3.8个共和国的功臣，‘多亏’非典呀（1979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有多少功臣？最近一位抗非三等功功臣因受贿上千万而被逮捕，不知其他的功臣们有何感想）。更绝的是，广州市病人数1274例，该市就有61个抗非模范单位、93个模范集体、88个标兵单位、164个标兵集体、123个先进单位、235个先进集体、5名抗非英雄、231名抗非模范、1077名标兵、9229名先进个人，真不愧为非典的发源地和传播地。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因为隐瞒非典而下台，而广东最早隐瞒非典的官员个个是抗非英雄。还是‘非典’原产地的人吃香啊。 总结： 从上述内容，耐心的读者你就能知道钟南山的本事，也就知道钟南山对防治非典的真正贡献，除了他尽心尽意医治病人外（这样的医生很多），我们实在找不出钟南山的重大具体贡献在哪里。但是： 非典流行期间，钟南山能坚持科学，反对‘衣原体’是非典的原因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的政府（以原卫生部长张文康为代表）还在不顾事实，坚称中国没有非典流行时，钟南山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事实求是，称我国的非典没有被控制（但这一点后来却从没有被作为钟南山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钟南山一心一意为病人的忘我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钟南山通过媒体夸大自己的科研成果，这不是真正科学家的风格。尽管国内此种风气盛行，但您作为已经功成名就的名家，这样做只会在学术界坏了您的名声。如果您象您英国的导师那样严谨，您才会获得人们真正从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钟南山在证据不足时，还称果子狸是非典主凶这种态度不是科学的，我们务必扬弃这种态度。钟南山擅自修改专家鉴定组的一致意见，我们务必不能模仿。 如果没有呃白尼博士、如果没有Klaus St?hr组建的协作组织、如果没有Peiris博士的研究组和美国CDC的实验室，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努力，遏制非典的暴发很可能会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甚至根本无法遏制。 如果没有钟南山，会是怎么样呢？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我们有钟南山。我们有钟南山，广州外围的非典照样传到广州；我们有钟南山，非典依旧扩散到全国，仅祖国大陆病人数就占了全球总数的65.7%（5327/8098）；我们有钟南山，非典还是走出了国门。 钟南山工作很努力，但这样的人有很多；钟南山的工作成就仅仅比大多人多一点，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然而，社会给与钟南山的却比其他人多了许许多多。钟南山能得到这么多，这就钟南山的本事。 控制非典暴发的关键人物补记 Carlo Urbani （呃白尼）博士 意大利人，世界卫生组织（WHO）驻河内从事传染病（主要为流感）防治的工作人员。呃白尼博士为预防非典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他自己不幸被感染，并于2003年3月29日病逝于泰国。呃白尼博士的重大贡献在于不仅认识到非典的危害性，而且还采取了行动，及时总结病人的临床特点，制订诊断标准，并通过WHO向全球发出通报，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制订并实行了极为有效的预防措施，迅速控制了非典在河内的暴发，遏制了在越南全国的流行。我国后来公开有非典暴发的疫情后，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基本上类似于呃白尼博士在河内所用的措施。为纪念呃白尼博士，目前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一株非典病毒就以他的姓Urbani而命名。 Klaus St?hr博士： 德国人，St?hr博士本是WHO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并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但他杰出的组织能力在本次非典暴发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他也担心以自己的位置和声誉，能否组织起防治非典的国际性协作组织，他努力了，也成功了。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组织协调了11个世界一流水平的病毒实验室从事寻找非典的病因，通过现代通信技术，这些实验室每天都召开会议讨论各种研究，并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公开各自的研究结果，互相重复或验证其他实验室的结果，这样，大大地节约了时间，避免了许多弯路。从成立这个协作组织，到确定非典病因，仅用2周时间就基本明确，一共用3周略多的时间就明确肯定。 Joseph Malik Peiris博士： 斯里兰卡人（国籍不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他的研究组找到了引起非典的病毒，而且通过科学手段进行了确认，而不仅仅是‘看到’。尽管他们的报告只比美国CDC的实验室早一天，但是他被公认为是第一个确定非典病因的人。他就凭这唯一的‘第一’，著名杂志Lancet和Nature Medicine对他进行了专门介绍，他的论文在许多国际最权威的杂志发表，而且许多杂志约请他写有关非典的综述，仅全球最权威的杂志就有：Nature Medicin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Lancet,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 Current opinion in immunology等，还有许多专业中较好的杂志也请他写综述或评论。他还被许多国际性学术会议邀请为大会特别演讲佳宾（一次大会通常只有一名或两名）。这就是真正的第一，这也是使得Peiris博士在相关专业上享有国际学术地位的第一。 跋： 如果钟南山本人能看到此篇文章，请您别生气，因为您不得不承认，上述内容总体上是客观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本文作者也相信，对您的成就或许还有遗漏的地方，某些细节或许有误。 如果钟南山本人能看到此篇文章，您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作者就是受您的某些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所鼓励，实事求是，在非典暴发被控制3周年之际，从非典发生、局部流行、全球暴发、最终被控制的总体情况作一回顾，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