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显著的模式就已出现——政府、央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都不得不下修他们的经济增长预期。只有少数例外，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与各国的真实情况一样。 　　这样的模式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因为过于乐观的预期往往推迟了提振增长所需的措施，从而阻碍经济全面复苏。预期需要符合实际情况，不幸的是，当危机后的经历延长时，部分丢失的碎片却成了明确的重点。以下是推演出来的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五大因素： 　　首先，至少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干预能力并未充分利用。美国前副财长纽曼(Frank Newman)在最近发表的一本书《Freedom From National Debt》中表示，一个国家财政干预的能力最好是通过其合并资产负债表来评估，而不是通过将其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比较的传统方法来评估。 　　依靠传统方法已经导致错失机遇，尤其是鉴于生产性公共部门的投资可以比起自身支付的更多。基础设施、教育以及科技方面的投资可帮助带动长期增长。他们增加竞争力、促进创新、提振私有部门收益并促进增长和就业。它不需要用太多增长来抵消大量投资，尤其是在目前的低借贷成本背景下。 　　国际货币资金组织(IMF)所作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往往被预测者忽视的第二个因素——财政效应随根本的经济形势而变化。在经济产能(包括人力资本)过剩且结构高度灵活之际，这种效应则比想象的更大。 　　例如在美国，结构灵活性为经济复苏做贡献，同时还帮助国家适应长期的技术变迁以及全球市场力量。相比之下，欧洲的结构改变则面临阻力。欧洲的财政刺激或将仍需调整，但架构刚性将会降低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如果他们是伴随着经济改革以增加灵活性，那么欧洲的财政措施或将更加容易被证明是合理的。 　　第三个预期迷惑则是金融市场的行为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差异。如果只是从资产价格来判断，人们会得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结论。显然，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种分歧的主要贡献者则一直是极端的宽松货币政策，被认为通过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来提振增长。但目前仍不清楚资产价格走高是在支撑总需求量还是主要在改变财富分配。同样也不清楚当货币援助被撤出时资产价格会作何改变。 　　第四个因素则是政府质量。近几年来，不乏政府滥用职权而利于统治精英、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各种特殊利益，从而对调节、公共投资、服务及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的例子。公共服务、公共投资以及公共政策管理良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通过吸引和鼓励技能娴熟的公共管理者来超越他们的同行。 　　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总需求下降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已超过预期时，部分原因是就业和收入中位数已经大幅落后于增长。这一现象出现在危机之前，同时高水平的家庭债务加重了后果的影响。75%的收入分配停滞是特别大的挑战，因为它抑制消费、破坏社会凝聚力并降低代际流动，尤其在公共教育非常落后的地方。